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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 的人都愿意前来进行检查、验血。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走进树丛去寻找并说服和我们一起回 来，在我们及其家人的监护下照顾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奥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过长满灌木丛的羊肠小道才能 到达那里。当然，没有当地的地图，因此只得靠找人为我们领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时， 我们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为许多家庭是不愿意把他们生病的亲人交给陌生人带 到医院去的。然后，我们得设法找出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不是。一个男人可能不止有一个 妻子。一个女人可能说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将这记下来。然后她会指着另一个男人说： “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负责地把那记下来。然后你会问第三男人是谁，她会说： “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们将所有这些兄弟都记下来了——可能有9个或10个之 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即使对一些大家庭来说，兄弟也够多的了。费了一些时间我们 才弄清，她对兄弟的概念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在许多文化中，把一个男人称做兄弟，把一个 女人称做姊妹，这是另一种方式表达某某人很重要，因此应当给予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样 的爱和尊敬。给予尊称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欢。但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中，在明确一群人—— 或“有共同特点的一组人”——的身份时，这肯定没有多大帮助。
罗伊·巴伦，苏丹卫生部的医生奥姆兰·朱贝里（QmranZuberi）和我，我们三个人分 头活动，想在当地埃波拉病患者还没有把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之前就找到他们。一个当地医 院的护士把我带进了小树丛。在开始追踪病人时他最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就来自一座像这样 的大院，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很友好，并且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确定谁想误导我们 时，他特别机敏。他总是使用纽约或芝加哥任何正派侦探在进行调查时所使用的同样技巧。 首先，他会向人们询问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会以赞德语（Zande）翻译给我 听，告诉我：“这个人说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到西边去，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患有埃 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说：太棒了，咱们走吧。
但是护士会摇摇头，给我使个眼色，示意我不应该如此匆忙。
这时他会说：“先生，这个人在撇谎，你可以从他眼睛的转动看出来。”
“好，你是说没有女人得埃波拉。”
“不，不换换弧先生，没有错，一个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说的那个地方，而是 应该向东去。”
当我问他是怎样获得这样聪明的，他总笑着说：“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就是靠护士的这一直觉，在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它似乎像幻 景一样坐落在高高的草丛中。院子里有几间用泥砖砌成的茅草屋。这些上面有茅草屋顶的住 房的布局，通常是围成一个圈，中间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扫得很干净。小屋按严格的等级排 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边。第二个老婆住在第二间，以此类推。 在中间的院子里，通常你会看到女人们用一根五、六英尺长的木杆在一个大的木臼里捣玉 米。其他人在准备当地的其他主食。孩子们、鸡和其他牲畜在周围乱跑。那里有一个用三块 石头垒成的灶，几缕炊烟从一口大锅的下面升起。锅就放在石头上，它的里层已经黑了。谁 住哪问屋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氏族的首领住第一间小屋，他的长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间，第二 个儿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间，以此类推。
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都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到那里去的。护士走到一个男人 面前，用赞德语向他打招呼。
“院子里有谁病了吗？”他问道。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他一再说每个人都很健康。
即使没有翻译，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说谎，”我的向导用他惯常的权威口气说“没错，他在撒谎。”
护士继续围着一个围栏走着，围栏里养了一些鸡、山羊或绵羊（东非洲很难把它们分 开）由一个男孩子照看着。我的向导转向男孩，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女人病得很厉害。男孩疑 惧地打量着他，向导又问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动着，后来停在我们右边的一个小屋上。我 们知道该到哪儿去了。
一个我估计大约有20岁的年轻女子，被从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亲戚的院子里，这 是把病人藏起来不让当局知道的一种办法，这样病人就不会被带走。可是没有人试图挡住我 们的去路，她躺在一个垫子上，脸上和四肢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在发烧，并已昏迷。当我问 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四、五天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埃波拉的传播，唯一可能的治疗方法是用起康复作用的血浆。但是 那能管事吗？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没有其他办法。病毒哇对治疗埃波拉完全无 效。我们除了给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浆外，如果还能做些别的什么，那不是更好吗？也许 使用那种方法，我也会发现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这个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 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发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说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给我们看护。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把她送到医 院后，不会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们绝对会把她的遗体送还他们进行适当的 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医院，这还是个问题。即使有运输工具，一般的车辆也无法穿过高密的草 丛。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她抬出去。我总是很乐观，我估计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条公路— —或者无论怎么说，看起来像一条公路的地方——约需45分钟，于是我们派一个送信的先 去安排我们的小卡车。我则找了女人家里的两个成员帮助我们抬担架。
那真是一场战斗，天气酷热，十分潮湿，一路穿过草丛。天渐渐黑了下来。在天黑之前 到达大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丛中过夜，谁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此外， 我们还要看路往哪走，我们要尽快给她血浆。我们所用的时间比我估计的多了一倍。当我们 到达公路时，已经是黄昏了。不幸中之万幸，女孩子已经昏迷了，她已感觉不到疼痛。小卡 车正等着我们。
我们一到延比奥，就在隔离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为她找了一个单人病房。这个房间不舒 适。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屋子不通风，没有窗子，除了污浊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闷热外， 其他一无所有。
我穿上纸做的保护服，戴上外科面罩和双层外科手套。苏丹医生奥姆兰与我们小组一起 工作。他自愿协助我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并开始输液。但他选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 罩，这就错了。罩住整个面部的呼吸器，换气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雾而变得模糊 不清。如果你换气大多，就会迅速产生二氧化碳，没有什么东西比惊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 一层雾气。我的同事神经非常紧张，我说什么也不能使他相信这并不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
他开始抱怨天气太热。当我抬头看他时，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脸了。这时，我们试图在 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固定好静脉注射器注射血浆。固定静脉注射器的杆子不过是一根比较直 的木柱，钉在作为底座的两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后在上端钉进一个钉子，把它弯起来作为钩 子，用以挂静脉注射器的瓶子。无论怎样看，它都像一个十字架。
忽然，我的苏丹朋友小声而含糊不清他说，他感到头昏，虚弱无力。
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让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自己 为这位年轻的妇女把静脉庄射器支撑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无法与她说话。虽然她浑身被 汗水湿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腻腻的。她的血压骤然下降。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
我虽然知道给病人输液大多有风险——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渗透，最后有可 能使肺部充满液体，把它们浸没——但我觉得已别无选择。显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须使 她的血压升高。这只有输液才能办到。但是别人告诉我，她已有整整24个多小时不能进用 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吗？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这样重的情况下能有效吗？我真希望在她发病的 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实不知道这种治疗在任何阶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经历过的唯一的 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于1976年在扎伊尔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国用了 免疫血浆，后来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不 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手头只有血浆，我给她用了 两个单位的血浆，这也许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会使她进一步恶化。毕竟我已用它在自 己身上做过安全试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这意 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 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 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 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 没有感染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在比8的稀溶 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 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 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说血浆起作 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发展呢？
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 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 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 在康复。如果她没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 的血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我的手心是湿 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 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实验 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 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刚刚又一次获 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 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苏的故事 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 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