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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煤炭构成了历史上最为巨大的单一产业，仅石油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超过一万亿美元。它整体支撑着中东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是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挪威、英国等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将会使这些国家陷入混乱并削弱全球经济。而由于气候不稳定对人类文明的生存造成的威胁比经济衰退更可怕，因此科学家们坚决认为要以其他能源取代石油、煤炭乃至天然气，这将意味着化石燃料产业的消亡。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石油和煤炭产业界竭力反对任何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的措施。而这些产业的整体财富可以买下美国国会，因此他们的活动力也是凌厉的。
石油和煤炭产业界曾明确声称，他们要“从理论上而非事实上对全球变暖进行重新定位”。美国西部燃料协会1994年的年度报告中的声明很可以代表这个产业的立场：“关于全球变暖的问题，即使是对我们的经济破坏性最小的政治对策，我们也不同意。”他们在媒体上大肆攻击科学家们关于环境恶化的报告，说那是危言耸听，事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全球气温只是有轻微的上升，而这些上升是属于正常范围。继而他们推行所谓的“全球温度轻度变暖有利生态繁荣”的观点，以此来消除人们对环境恶化的危机感。他们还温和地恐吓大众说，如果真的断绝石油和煤炭消费，那我们的文明将倒退回到和我们的穴居祖先一样极度贫穷的水平。他们这样苦口婆心地游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继续放心地使用他们的产品。
不能低估他们的努力。事实上他们已成功地搅乱了普通大众的思想。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石油和煤炭制品使用于每个家庭、每辆汽车、每个工厂和每幢建筑物，拒绝使用这些制品将不同程度影响到大多数人便利的生活。人有懒惰的习性，不到万不得已总不愿给自己添麻烦，何况改变能源消费是一场革命。没有人愿意在丰衣足食时去革命。所以在接受关于环保方面的宣传时，人们往往更愿意对好听的话表示好感，这就是石油和煤炭产业界仅凭一些安慰性的演讲就能轻易否定IPCC二千五百名科学家科研成果的原因所在。不能太责怪人们这种避重就轻的心理，其实很多人是关心环境状态的，只是个人的意愿太渺小，对于改变整体环境根本起不了作用，因此在尽一些力所能及的环保责任后，只能听听“好消息”以获取安慰。能真正为环境问题采取措施的，是各国的政府部门。
各国政府的领导人对全球变暖及其后果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不会幼稚得无视科学现实而去陶醉于那些空泛的好话。国际社会已多次召开会议，磋商关于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的问题。由于利益纷争的复杂性，这些磋商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谈判桌前的外交家们首先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尔后才会考虑更大范围的问题，这样的谈判一开始就缺乏全局性视角。在他们的议程中，对全球气候的关注被置于同政治联盟的需求、国家安全利益、国内经济压力及其他半明半暗的竞争之中。这使得外交上的努力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衡行为。以这样的态度来讨论全球性公益问题，注定要失败。
出于生存的需要，中东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出产国，如杜绝石油供应它们立即会由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沦为赤贫者。1995年，马德里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阿勒萨班的发言很能代表这些国家的立场：“我们的石油收入占总出口额的百分之九十六，除非有更清晰的证据表明人类生存与气候有关系，否则我们不同意在石油贸易上的任何让步。”其实，证据已经很清晰了，只是它们不愿承认罢了。1996年夏天的日内瓦会议上，有十一个石油和煤炭生产国攻击科学家们的发现，投票否决IPCC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当时的IPCC主席伯特·博林在答辩中宣称：“我们拒绝那些反对我们的任何无理的指控和声明，这是二千多名科学家集体的工作成果，是世界上在气候方面能作出的最好的研究，我可以用我的名誉作担保，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不幸的是，那些石油和煤炭生产国对他的名誉丝毫不感兴趣。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石油和煤炭产业一往情深，包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还是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的，只是在决定削减二氧化碳排量的问题上，各国本着自身的利益，总是指责别人多，对自己则无限宽容。其中的分歧关系到平等问题。比如，美国纽约人均每年要消费一千八百九十一升汽油，印度的加尔各答人均消费汽油每年只有一百八十二升，两者相差整整十倍，但由于印度人口多，他们的实际消费量比美国要大。美国指责印度对能源的使用不加节制，应该要削减；印度则指责美国不公平只顾自己享乐，从人均消费的角度来说美国首先要削减。这样的争论自然是无法使对方心悦诚服的。1997年12月，各国代表聚集日本京都，决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和时间表。与往常一样，会议开得叽叽喳喳而毫无成效。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依赖石油和煤炭能源，但在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得到切实改变之前，它们不会接受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协议；而在工业革命后二百年里对环境造成百分之八十污染的发达国家又不愿主动承担起责任，它们不愿从战略上来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问题，也不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主任阿尼尔·阿拉瓦尔博士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上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之一，但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石油和煤炭的高排放水平而又强制发展中国家削减排放，那只能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苦难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他又补充说：“在我们星球的极限内，如果要寻找某种全球性和平与和谐，那就必须是平等的。如果达成的协议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它肯定也是不会长久的。”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意愿。可惜这样的意愿得不到发达国家的认可。
京都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在最后呼吁发达国家削减百分之五点五的排放量——到2012年，美国削减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的百分之七的排放量，欧盟削减百分之八。这个削减量只有科学家提出的必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十分之一，根本不足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2000年年底，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细则，各国代表在荷兰海牙举行谈判。因美欧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相距甚远，没能达成协议。
2001年3月，美国布什政府正式宣布否定《京都议定书》。美国连百分之七都不愿削减。
许多工业化国家暗含的政策是，将支持能让它们国家在环境危机中获利的协议，如果这样的协议无法实现，它们退一步的政策是接受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其竞争地位的协议。这种一丝不苟的利己性使任何有利于改善环境的协议在触及自己国家的自身利益时都遭到无情拒绝。
没有一届政府愿意把他们的精力放在他们任期以外的事上，能显示他们政绩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不到紧急情况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努力。他们似乎忘了如果全球都开始动荡的话，他们的国家也根本无法幸免于难，环境崩溃不会因国境线而隔离。
科学家们虽然能测出气温上升的幅度，但不知道是否存在变暖的临界点——越过这一临界点我们将被推入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中，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气候失控后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因此我们也不知道阻止人类文明被气候变化所摧毁的任何行动是否都已太迟。我们只知道，即使立刻全面停止排放二氧化碳，原有的二氧化碳还会在大气中滞留一百至两百年，我们依然要在这段时间里享受极端的高温与严寒、毫无规律的强风暴、泛滥的虫灾和快速蔓延的传染病。而立刻停止排放二氧化碳，我们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用坐以待毙来形容现在人类的状况或许并不为过，如果我们依然无动于衷的话。在气候变化逐渐增强的背景下，带情绪的拒绝是我们负担不起的沉溺。全球气候已发出最后通牒，这是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能力的宣判——我们已经耗尽了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转而成为地球上一种集体性的累赘。有一天我们会切实感受到由气候驱动的大灾难的沉重冲击，那时政府可能被迫采取军事管制以应对气象原因造成的流离失所、疾病爆发、食物短缺和经济崩溃。人类文明最足以自豪的民主政治程序和个人自由在饥饿和疾病面前将苍白无力，极权主义为了集体的生存而将重新实行专制统治，文明让位给黑面包。
气候变化不是线性和渐进的过程，根据对冰核记录及其他自然现象的动态判断，灾难性的变化往往是突发的。在我们的气候还没变得太具破坏性之前，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环境恶化，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也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如全球气候联盟的执行董事约翰·施莱斯指出的，希望强制性减少石油和煤炭消费是要求我们“改变世界关系，并在国家之上添加某种更重要的程序，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仍未成功做到的事。这其中包括大量令人头晕目眩的问题，它将引发有关国际规章的问题、国家影响的范围问题，甚至是国家主权问题”。但无论有多困难，总体生存应大于个体利益，全世界的政治意愿都必须联合起来。然而，目前外交家们讨论的远为局限的且数量日增的措施是以狭窄的、维持经营现状的视角为基础的，这些内容远不能满足停止冰川消融和稳定南极冰架的需要。但如果证明非要以某些产业的消亡来换取我们整体的生存，我们无需犹豫，我们要做的是彻底转换能源消费。虽然除了食物和蔽身之外，能源是我们最根本的需要，但改变为我们提供日常能源供应的资源结构和机制，这种前景本身就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须以巨大的力量来对付它，以不产生温室气体的无碳能源取代石油与煤炭能源。可喜的是，这种气候友好型的技术已经出现，氢气、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等无污染能源完全能够取代石油和煤炭能源。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全球的每个有责任感的政治组织都应该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是一场彻底改变我们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的革命，它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二百年前那场工业革命，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整体生存问题。生存，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我们每个人也应该知道真相，而且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真相，不能一头扎进开着冷气的房间然后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世界依然凉快。”依然做愚蠢的鸵鸟。
写这样的文章是一件很累人的事。面对一堆几近冷酷的资料时的种种沮丧和无奈使我突然产生一个幻想，幻想这世上真有一个上帝，每个公民都服从他的意志，他的号令可以使我们无条件放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然后精诚团结，共同修缮这个脆弱的地球。可惜这样的上帝是不存在的，能够挽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
最后，我想用罗斯·格尔布斯潘的话结束这篇文章：“我们再不能假作无知或故作天真。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行事——或是我们听任它在不久的将来对付我们。”
理想的分配
？ 马少华
一、“原始分配”的理想化
分配是乌托邦思想历史发生的逻辑起点。
十八世纪法国乌托邦作家摩莱里的《自然法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的蓝本》开列出的第一个“法”是“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神圣的法律”，其第二个“法”就是“分配法或经济法”。而第一个“法”仅有三条，第一条为：“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得单独地或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任何个人，但每个人因生活需要、因娱乐或因进行日常劳动而于当前使用的物品除外。”第二条为：“每个公民都是依靠社会供养，维持生计和受到照料的公务人员。”第三条为：“每个公民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才能和年龄促进公益的增长。据此按分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