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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他认为，防止饥荒的第一个要素是信息，再就是政治的激励因素。此外，他还强调说：“出版自由和活跃的政治反对派是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早期报警系统。”
为了阐释他的粮食权利观念，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列举了多个国家地区的饥荒情况，其中也提到了印度和中国。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二章对两国就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进行了比较。森认为，从改革——走向更开放的、参与国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的社会准备方面，中国比印度更充分一些，但又认为印度公民享受的民主自由更充分一些；而作为“缺少民主所造成的损害”的案例，森说的便是：“中国曾经有过‘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重饥荒，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从未有过一次饥荒。”第七章在考察政治权利和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一特定问题时，他仍以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为例，说明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所谓“亚洲价值观”
所谓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的论调——书中称为“亚洲价值观”，或称“李光耀命题”——当然要遭到森的驳斥。他对1993年春天维也纳人权会议作了回顾。会上，若干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反对大会在全球范围内一般赞同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反对把它们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其理由是，重点必须放在与重要物质需要相关的“经济权利”上。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官方倡导的一种确立已久的分析模式。在这里，森把问题化简为：“什么应该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贫困和痛苦，还是保障那些其实对穷人来说没有多少用处的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书中批判了那种不是把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是结果的观点。对于所谓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命题，他反驳道：“政治和公民权利能够有力地唤起人们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有恰当的公共行动。对于人们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通常取决于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等）可以造成重大区别的地方。这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的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这，无须通过在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间接地得到证明。森强调说，这种对政治自由的剥夺是压迫性的，即使未曾导致其他有害影响，也应受到谴责。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对此，森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像有些人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并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亚洲传统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观点，而在于是否存在倾向自由的观点。”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其中以秩序、纪律和“国家权利”为由，漠视自由权和其他自由的思想，以特殊性为由，排拒普适性的思想，就本质而言，只是为亚洲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治安排提供正当性依据而已。他说；“李光耀命题的基础是特选的、有限的信息，其实，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他确信来自不同文化国度的人们完全可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赞同和信守对于自由的重要承诺。
对于大半生时光在西方度过的森来说，毕竟倾向于西方的价值观；他的关于自由和发展的观念，就建立在这上面。相对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他把这些看作是现代的观念、过激的观念，并且毫不讳言自己是左倾的。当他怀着深沉的热爱和忧患关注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其批判是深刻的；至于如何在一片满布着穷人和文盲的土地上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他的设想未免显得过于乐观了一些。然而，无论如何，他的著作以自由的硬度突破发展的藩篱而集中了我们的理性思考，这是可感激的。一个经济学家的再缜密的论说，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惟有依靠千千万万努力走出“囚徒困境”的人们的自由实践去解决。但是重要的是，他给出了一种理念，一种认知方式，他显示了经济学的良心。
〔印〕阿马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永恒的一握
——读《黑猩猩在召唤》
？ 莽 汉
1960年，一个名叫珍妮·古多尔的英国姑娘来到坦桑尼亚的贡贝河禁猎区。禁猎区毗连坦葛尼喀湖，一种属于施氏亚种的黑猩猩就生活在沿湖的这片古老的非洲丛林里。当时人们对于黑猩猩的了解只限于笼养的经验和野外的短期观察，因此它们在自然状态中的习性与行为都还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珍妮的使命就是要揭去这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们一睹这些人类近亲的本来面目。经过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密林追踪、观察与研究，她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而且超乎人们的想象——因了她与一个名叫大卫的黑猩猩一次偶然的握手，揭示出人与类人猿之间至今还保持着的一种天生的难以割绝的亲缘关系，使人们去思索人与动物、与其他生命和谐相处的深层意义，并进而重新审视和确定人在大自然所有生命存在中的位置。
黑猩猩是一种生性畏惧人类的动物。它们可以猎杀野猪、驱逐野牛，甚至敢群起而与狮豹等猛兽抗争，但对于那些与自己十分相像而又把自己视作“名贵的佳肴”的人却敬而远之。也许是本能的恐惧、灵长类的高智商，或者就是代代相传的基因一再警示它们，这些几百万年前就与自己分道扬镳直立行走的无毛的家伙，其狡诈与残忍是绝对无法与之抗衡的。当珍妮，一个来自欧洲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白种女人刚一走进它的视野的时候，它们就望风而逃，以致半年多来，珍妮只能游荡在距猿群五百米开外的密林深处。直到足够的时间确证她并不具有任何攻击自己的意图，它们才“允许”这个“白猿”接近。历经无数次颓丧与绝望的珍妮欣喜若狂地记下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时只见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面上，坐着两只成年公黑猩猩，正凝视着我……我慢慢下到地面，过了几秒钟它们开始怡然自得的彼此捋着身上的毛”。“两只黑猩猩离我如此之近，以致它们的呼吸都清晰可闻。这确是我一生中有幸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之一。”这两只公黑猩猩中有一只此后被命名为“大卫”，它有一把历尽沧桑的高贵的白胡子，是所有黑猩猩中珍妮所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它“第一个承认了我，第一个允许我走近他，第一个来到我们营地，并且第一个从我手里拿走香蕉”，最后还是它，第一个勇敢地抓握住人类向猿类伸出的第一只手。
不过这次人猿近距离地相遇并持留仍然只是一个带有试探性的偶然的事件，十多分钟后，它们就与落日一道遁去。两年之后，黑猩猩终于习惯了身边这个异类的存在；又过了两年，珍妮才能像一个家庭成员那样与它们朝夕相伴亲密相处。在珍妮融入猿群的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过程中，黑猩猩王国的几乎所有秘密也在渐次向我们敞开：它们过着群居的生活，拥有井然有序的森严的等级；它们能使用甚至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投掷石块以攻击对手，把小树枝的叶子撸掉、枝杈折去，做成一根钓杆伸进白蚁洞里钓白蚁；它们会运用喜怒哀乐乞求恐吓等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进行必要的沟通与交流；集体狩猎捕杀小狒狒或者红尾疣猴；情绪易于激动并且有较强的侵略性，但同类之间往往又相互捋毛以示抚慰与顺从，而且可以产生相对稳固的友谊；群婚而又禁绝母子之间的乱伦；母亲独撑家庭抚育子女，父亲却逍遥于家庭之外；它们有自己的艺术：少年费冈的“雨中之舞”；甚至还有自己的个性：大卫的忠厚、戈利亚的暴躁、马伊克的睿智、密尔林的孤僻、菲菲的天真……它们的性格、行为、友谊、亲情、性爱、社会观念与自我意识虽然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同样的情境中却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珍妮在把人与猿作了科学的比较之后曾感叹说：“黑猩猩在许多方面，诸如完成相当困难的任务，运用甚至制造工具以达到各种目的，群落的结构，复杂的交际系统以及产生自我意识等等方面，也超过了其他动物。谁知道，黑猩猩再经过几百万年的长时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啊，如果说人只是宇宙进化史中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倘若这偶然——完成进化的独特机遇不是赐给了人猿而是给了类人猿，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也许就是一个大卫们统治的世界，而闯进非洲丛林中进行科学考察的将不再是珍妮，而是那个生性好奇的类人猿姑娘菲菲或者布琦了。好莱坞电影《人猿星球》在落幕前就逼真地再现出一个人猿倒置的世界：那位历经千难万险的美国飞行员里欧刚刚穿越时空逃回华盛顿，却落入一群现代猿类警察的包围之中，而国会山前林肯塑像的肩膀上扛着的也正是一颗略感沉思的猿类领袖多毛的脑袋。
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大卫只能呆在它的非洲丛林里以便有一天能成为珍妮的观察与研究对象。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已经完成进化与发展且拥有强大文明和在精神上独一无二的人类，将如何去面对那些被自己远远甩在身后的蒙昧的近亲与其他更低等级的动物以及地球上林林总总的一切生命？
然而，十八岁的珍妮离开欧洲的繁华大都市不远万里来到非洲腹地，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就是充当人类派往动物王国的亲善大使。一只她保存至今的周岁礼物（蓬发的玩具黑猩猩朱比里），一种源自童年的对动物的好奇与热爱，便早早地确立了她一生的志向。“我刚满八岁，就第一次打定主意，一旦长大我就要去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为伍。”只是到了她深入猿群的生活成了它们大家庭中的一员，她才把这种对黑猩猩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单纯的好奇与质朴的激情升华为理性的思考。在对黑猩猩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她一方面对“在自身的进化发展中，已经达到了不可估量的高度”的人类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星猩猩“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正是我们人类，应该担负起保护自己最接近的亲属的责任”。黑猩猩虽然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呈现出与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方式，但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它们完全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自由、尊严与权利。而且，无论是人类的近亲或远邻，甚或是一切生命，都在庞大的地球生命圈中拥有自己的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有些生命，比如苍蝇、蚊子、老鼠以及人体中的寄生虫等，你虽然从理智与感情上不能接受它，但在存在的层面上，你还是必须理解并承认它。如果人类只是一味地强化自己的中心地位，狂妄地凌驾于万物之上，继续无情地灭绝野生动物，漠视和抹杀其他物种的存在，到头来既没有邻居、朋友，也没有敌人，那么人类只能在空无一物的地球上踽踽独行……
或许有人认为：已经被生命进化史淘汰出局的黑猩猩及其他物种只能屈居于人的仆从地位，而且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类也永远无法突破动物的理性黑暗，使其分享人类的文明。两者之间的隔膜是绝对无法沟通和不可逾越的。然而印度的耆那教徒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教义告知我们说：“最低微的昆虫的生命与高贵的人的生命同样神圣，一样永恒。”珍妮则以她在非洲丛林十一年的生活、观察与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远古以来横亘于两类演进方式不同的亲属之间的墙垣”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的，人与动物之间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并且互相沟通与交流的。她在该书的结尾处写道：
有一天，在一条清澈明净的小溪边，我坐在大卫旁边。看到地上有一颗鲜红的坚果，我捡起来并送到大卫面前。开头他躲让着，但当我把放着坚果的手掌伸近他时，他先看看坚果，然后看看我，拿起坚果，同时轻轻地，然而是果断地握住我的手。我害怕了，抖动了一下。于是，大卫松开手，看着坚果，让它掉到地上去了。
这轻轻的一握，表面上看只是发生在非洲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