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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也极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吗？是的，康熙曾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学习天文和数学的老师，还曾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但学会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了使用天文仪器，组织数学家编写《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他甚至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但是，非常可惜，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爱好阶段，并没影响到他治国的大政方针，他的子孙则连这点爱好都丢弃了。
我们不妨看看与康熙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是如何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为了加速海军建设，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彼得做出了惊人之举：先是以流放国外作为完成学业的方式，派三十五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后又于1697年派出二百五十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任务是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难能可贵的是，彼得变换姓名，以下士水手的名义随使团“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出访”。在这一年半的微服出访中，每到一国，彼得都仔细观察、询问，勤奋钻研，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在英国除学技术外，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文化人士，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传业解惑。彼得正是以如此罕见的学习精神，才把俄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扩张成濒临海洋的强大军事帝国，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新纪元。
康熙为自己的爱好学习，而彼得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学习，两者高下不判自明。彼得有句名言：“作为君主，落后于自己的臣属，会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当时的清帝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但康熙不会感到惭愧，因为他的感觉正良好着哩，天朝大国，舍我其谁，哪用得着向外邦蛮夷学习。靠这样的自我感觉打造出的“盛世”，能维持多久呢？
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靠着祖宗的阴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还算扑腾出个局面，开拓疆土，十全武功；风流天子，六下江南。但这都是乾隆前期的事，到了中后期，就沉湎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亲小人，用佞臣，朝政日趋腐败，民变迭起，爆发了四次农民起义。特别是重用大贪官和蛊涓芩玫募也酆习滓说绞诹剑嗟庇谇逭嗄甑牟普杖搿Ｔ杏銮Ч乓惶暗纳缁幔檬且桓鍪裁囱氖⑹滥兀坑幸馑嫉氖牵谄渫砥诘�1783年，乾隆正在为自己的皇帝宝座将要坐得和皇祖父一样长久而自鸣得意时，华盛顿领导人民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由于州权过大，主权不集中，当时的美国一直无法摆脱混乱状态，这样就出现了吁请华盛顿出山做国王的民意。不但一大群有君主思想的军官们的集体意见如此，就连革命功勋汉密尔顿，也曾有过想法，让华盛顿做国王，自己做首相，将美国建成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国。而华盛顿是如何处理的呢？“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只是民众的工具，当民众选出的代表违背了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可以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华盛顿如是说。华盛顿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于四年后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使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传统，在建国之初就建纲立制，并在日后成为美国的惯例。华盛顿功莫大焉。与乾隆相比，他们两人开创的社会，哪个才是盛世呢？
当乾隆正在莺歌燕舞地举办千叟宴、歌颂大清帝国太平盛世之时，英国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走向黄金时代。西方列强日益崛起，而“康乾盛世”开启的大清帝国却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境地。这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啊！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康熙盛世”又算什么，又何足道哉？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最后阶段，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明乎此，全国人民受“康乾盛世”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觉得脸红吗？我们还有理由花费巨资大演特演“康乾盛世”的大戏吗？
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 周 宁
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田园中国，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1931年西方出现一种诗化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倾向，代表作就是赛珍珠的《大地》，中心在美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1930年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一
“我选择了一个最不幸的时节来到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革命。”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说。他是爱沙尼亚地主，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不相信一场充满暴力与混乱的革命可以谋得人与社会的幸福文明，更不相信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片永恒和平与秩序的土地”。从广州到青岛，他试图寻找那个礼貌、平和、秩序、深厚的孔夫子的中国，但直到他深入华北腹地，看到绵延无尽的田野村落与朴实勤劳、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时，才感觉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中国。那种不同于西方华丽浪漫的东方主义的中国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国”，有着广阔的亚洲内陆的、根植于土地自然中的博大而深厚的精神。它不像日本的轻盈、印度的神秘，而更有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俄罗斯乡土的浑厚与精粹。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随着旅行深入中国内陆，映入眼帘的乡村景色感动着我，而且我从未被如此深刻地感动过。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经过精耕细作，梯田盘旋到山顶，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山坡上的田埂犹如精美的石阶。黄土筑成的村舍，围着黄土筑成的墙，与黄土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切都是浑然而自然的。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熟练、细心、全神贯注。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地。不管人口如何增长，他们还紧守着脚下的那片故土，依靠勤劳从贫瘠的自然中攫取生命。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抱着孩童式的信念，相信死后葬在泥土中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生命将再次开始，直到永恒。中国农民像史前的希腊人那样相信死后的生命。土地滋养着他们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惩罚他们的懒惰。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纪念；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一样，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1〕
凯塞林感到某种悲凉，他知道革命将无情地摧毁这样一个博大的文明。“中国曾经自由但将被奴役，人民的道德水准将要下降，暴徒将取代精英，除非中国比欧洲与美洲更幸运，能够在最后一刻逃避革命的危险。”他乘船沿长江经上海离开中国，望着长江两岸的万顷平畴，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中国”。他说：
自从我感悟出中国文明的精华，我便百分之二百地确信，中国文化的根命在于她的农耕。如果儒家学说不能表现这种质朴的自然状态的精神，它也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基石。
尧舜时代即已耕种这片土地的家族，如今依旧守在故土上，种祖先的土地说祖先的语言，他们安土重迁。农民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犁耕过的田野是偌大中国的摇篮。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偶尔有一两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可能升到显赫高位，但大众依旧永远守在土地上。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在中国农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深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旧保存着父系时代的美德……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既是“感伤的旅行”，又是感悟的旅行。他的旅行日记，变成对一个即将消失在革命动荡中的古老深厚文明的祭奠。旅行结束之后凯塞林伯爵回到他爱沙尼亚的庄园，在宁静中思考，写作旅行日记，并一度试图去朝鲜半岛的一个寺庙里出家。旅行日记完成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开始，凯塞林理想的那个和平、宁静的乡土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欧洲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发生的俄国革命也没收了凯塞林的庄园，使他变成了流亡者。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不管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过中国的人，在旅行中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知或预期中的中国，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中国。没去过中国的人，在座椅上旅行，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象那个想象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看到”的那个乡土中国，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中的那个乡土中国。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即传教士最初勾划出那个广阔内陆的孔夫子哲学塑造的农业帝国的形象，哲学家又赋予其两种相反的意义，一种是伏尔泰与重农学派描述的孔教乌托邦，一种是黑格尔描述的死寂的单一性的空间帝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凯塞林旅行日记的中国部分，也可以看出凯塞林面对这个田畴与墓碑间的帝国的矛盾心态，正好表现出近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种典型态度。他一方面留恋那近似永恒的质朴自然的黄土文明，另一方面又对它的被动性与死寂感到厌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塞林伯爵的旅行是双重的，外在的旅行发生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内在的旅行则在文化记忆中追索体认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已经变成原型，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
二
凯塞林伯爵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又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还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赛珍珠的《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