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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文章该如何做呢？显然损伤女性的头部和双手是不大合适的——那样会有损美观——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虽然历史上断臂、割鼻或截耳以明贞节的妇人也颇受到道学家们的推许，但究竟有些惊世骇俗；腰肢或腿部的文章又不好做——其实，腰部还是有文章可做的，比如以前日本女人的宽腰带，西方女人的用钢条支撑的紧身围腰和紧身胸衣；然而中国竟没有这些伟大的发明，这大约是因为腰部究竟容易具有色情意味，便不免使“非礼勿动”的儒学君子们羞于下手；于是这个创造男女之别的使命就只能落到女人的一双脚上了。把女人的脚裹小，使其行时皆能如孙寿一般作“折腰步”，舞时皆能有凌波之态，柔弱袅娜而又不致太损美观——后来习惯了之后，畸形的也就被认作是美的，正常的反倒要受鄙薄——这样细细一想，便会发现缠足实在是士大夫们一个伟大的发明。缠足的产生即便不能说是完全必然的，至少也可以说决非偶然。正如安德里亚·德沃金说：“缠足是一个显著的标志。缠足不是强调而是创造了男女之间的差别，然后这些差别就可以以道义的名义永存永续了。”〔13〕有一篇为缠足辩护的讽刺随笔如是说：“缠足对男人来说是有尊严的生活状态，而对女人来说是知足的状态。让我说得更清楚，我是本阶层的一个典型。从小我被灌输了太多的四书五经，结果眼花背驼，记忆力不强。而对一个古老文明来说，你要学那么多，才谈得上有知识。所以在学者中，我形象不佳，胆小，我的声音在男人中间显得娘娘腔。但是，对我的小脚老婆来说，除非我把她抱到轿子上，否则，她只有幽居在家中。对她来说，我步履英武，声如洪钟，智同圣贤；我就是世界，我就是生活本身。”〔14〕这段话真是一针见血，明明白白地说出了士大夫们强迫女人缠足的不得已的苦衷。
西汉鲍宣的夫人桓少君初嫁鲍宣时带来了许多嫁妆。鲍宣颇不怿，桓便将嫁妆全部还给娘家，自己换上土布衣裳，提着瓮去汲水。于是少君便得到了乡邻们的交口称赞——《女儿经》曰：“少君汲水乡邦称。”实际上，桓少君退还嫁妆亦不过是自示柔弱、不敢凌于丈夫之上的意思；究其实质，实与缠足无异——“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心理的劣势。”〔15〕
当然，士大夫能够让自己的女人缠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阶层作为统治阶层，拥有较多的财富，其妻妾可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缠足在某种意义上，用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代理性的有闲”的标志，并逐渐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显然，中下层妇女的缠足是受上流文化影响的结果。苏子瞻《咏足》诗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之句，可为证。文化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上层传播到下层、由文明的中心传播到文明的边缘的。由此，缠足之风上行下效，最后必流毒无穷。
各文明民族——不管是古希腊、古印度还是穆斯林国家，在迈入现代社会之前，妇女的地位通常都是较低下的（尽管低下的程度各有不同），女性都处于男权统治之下，然而却只有中国发明了缠足。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既不能如古希腊知识者一样参与民主政治，又不能如古印度的高级种姓一般天生富贵，亦无穆斯林战士攻城略地的勇武。中华帝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开始建立一个依托文人士大夫的国家官僚体系，高高在上的皇帝操纵着这个体系，而士大夫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个螺丝钉；虽然皇帝不可能完全抛开这架机器，但一个个的螺丝钉却是随时可以更换的。于是两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就在患得患失、吟风弄月中生活；在自己消磨尽阳刚之气以后，为建立对第二性的统治，而终于只能靠毁坏女性的肢体来实现了。
注释：
〔1〕《论语·泰伯》。
〔2〕〔12〕《论语·子罕》。
〔3〕《佳人》。
〔4〕《琵琶行》。
〔5〕李白：《妾薄命》。
〔6〕刘向：《列女传·邹孟轲母》。
〔7〕《春秋繁露·基义篇》。
〔8〕〔9〕姚灵犀：《采菲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0页。
〔10〕《孝经·开宗明义章》。
〔11〕（元）白《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六世孙淮咸淳间为安庆。明道年五十四而卒，二子相继早世，无后。淮之族尚蕃居池阳，夫人不缠足、不贯耳，至今守之。”
〔13〕〔14〕〔15〕李小江等编：《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4、247、239页。
宋朝最后的祥瑞
？ 张林烽
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