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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她始终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萨特的那些情妇。她恨玛利亚·吉拉尔，更恨之后的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因为后者是自己的学生。到四十年代初期，萨特似乎已经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由于波伏瓦的女学生中有更多合适的姑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她的学生，波伏瓦有时担当着近乎淫媒的角色。娜塔丽·索罗金就是其中一个，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女儿，是波伏瓦战时在帕西的莫里哀学院教书时最好的学生。
这里面每一条都不合乎事实。玛利亚·吉拉尔是萨持在柏林攻读胡塞尔哲学时结识的一位女性，他称她为“月亮女人”。他俩有了性爱关系后，萨特如实向波伏瓦谈到自己同玛利亚的关系。波伏瓦在柏林也见到玛利亚，波伏瓦对她毫无恨意，她们相处得十分友好。这些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都有描述。而且在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出，在萨特早已同玛利亚断绝爱情关系以后很久，波伏瓦同她还有交往，可见波伏瓦的这种友好态度决不是假装的。
至于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和纳塔丽·索罗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她们并没有成为萨特的情妇，而波伏瓦始终同她们保持了很深的友谊，根本不存在什么恨意。
说萨特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萨特根本没有教过女学生。说大多数受害者是波伏瓦的女学生，这也不是事实。这一点我在前面也谈到了。
该书论点之六：
萨特将不少年轻的情人从法律上认作养女，这就意味着她们将继承他的版权。萨特1965年秘密收养阿莱特做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瓦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中心”反被“边缘”遮盖了。
这些说法也都与事实不符：萨特并没有将许多年轻情人认作养女。惟一认作养女的只有阿莱特一人，而且并非秘密收养，是公开的。这“公开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社会是公开的，办理了正式手续：二是对波伏瓦是公开的，并没有瞒着波伏瓦。所以不能说是萨特对波伏瓦的最终背叛。实际上，波伏瓦根本不会在乎这一类事情。
以上所写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护，因为他们是不需要辩护的。
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他们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坛上最受人攻击的一对，有时甚至是不论哪一派（左、中、右）都来骂，连年轻人的穿着打扮也成为骂的理由。现在出现的这些责骂声，对他俩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小巫见大巫而已。
不过萨特和波伏瓦生前和死后受到的指责和攻击，在重点上是有区别的：生前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而死后主要是私生活上。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有关他俩私生活的材料，是在他们去世后才陆陆续续发表出来。饶有兴味的是，他俩去世后受到攻击的炮弹，恰恰是他们自己提供的。这主要是两人的书信和日记，即使是《被勾引姑娘的回忆》这样“当事人”写的东西，其依据的主要材料还是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和日记。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材料都是他们自己愿意公之于世的，并非任何其他人的揭秘。萨特生前曾数次谈到他的信件。七十岁时，他对采访者孔达说：“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长篇对话中萨特说：“这些信是对当时生活的速写。私下说说，我认为这些信是适于发表的。在我心中隐隐约约有一个想法：这些信件在我死后可能发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见证。”
萨特对自己的任何东西都不保密，从未想过要毁掉一些信件和其他有关自己私生活的文件来保守自己的某些隐私。而有太多的社会贤达名流，在功成名就之后，竭力掩盖自己的隐私，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象。萨特同这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萨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明化”。他在同孔达的谈话中特别提到，我们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仅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出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的是尽可能透明，因此愿意发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他说，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最后想谈一谈人们可能对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产生某种误解的一个原因。
波伏瓦的回忆录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那种多伴侣倾向只是萨特的要求，而她是被动同意的；而在“二战”前，仿佛只有萨特实现了这种多伴侣化，她是直到1947年去美国后才开始有了偶然爱情。因此许多人同情波伏瓦而对萨特持一种谴责的态度，包括一些专门的研究者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波伏瓦并没有在回忆录里歪曲事实。她在回忆录第二部前言里说，在第一部回忆录中，她对童年和青少年的事情的叙述是不加任何隐瞒的；而从第二部开始，关于她成年时期的生活，她不可能仍然这样写，有些地方她有意写得比较抽象，有些地方她也掩盖了某些事实，虽然她决不会有意去制造谬误。波伏瓦作出保证，她的回忆在总体上是真实和准确的。我认为波伏瓦这一自我评价是恰当的。问题在于，我们在使用她的回忆录时，必须细致分析，她可能在哪些地方有意省略事实。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对于她和两个情人——阿格林和朗兹曼——的恋情描写得十分详尽，几乎毫无保留，为什么对有的性爱事件又闭口不谈呢？据我分析，她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只关涉到她或她和萨特之间的事情，她会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觉得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言；如果还关涉到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朋友，而这些人是不介意的或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她也会照写不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披露或可能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她就可能三缄其口，略去有关事实。
因此，对于有些波伏瓦未曾明写只有暗示的地方，一般读者容易忽略掉她想表达的东西，但若经过仔细分析，仍可看出蛛丝马迹来。在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和日记出版后，有些猜测的东西得到证实，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当萨特在“二战”前同不少女性享受“偶然爱情”时，波伏瓦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个独守空闺的怨妇，其实她也没闲着。例如，萨特的朋友吉尔很可能是她第一个“偶然情人”。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博斯特。而且她还同不止一个女学生有同性恋关系。
波伏瓦从未直露地谈论她同萨特的性关系以及她对萨特的性感受。但从她的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可以推断出的是，某些男性比萨特更能给她性满足，例如她的美国情人阿格林，还有比她年轻许多的朗兹曼。博斯特应该也是。但这些男性没有一个能够构成她与萨特关系的威胁。而反过来，同样的，萨特同其他任何女性的关系均不足以破坏他俩的关系。他俩的关系确实是一种超越性爱的关系，虽然其中仍然包含着性爱。
波伏瓦的回忆录有段话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肯定。……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当中的一个说了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片阴影的刺激下，我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这一对伴侣在没有婚姻约束的情况下能够保持长达五十年关系的根本原因。
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文坛
？ 章念驰
关于章太炎的传说与评说，不绝于世，但真正的章太炎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其他历史人物身上也有这种现象。这大概与整个社会文风浮躁有关，历史不再是民族的精神，而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人物被演义化了，子虚乌有的传讹代替了真实历史，结果带给当今社会的是不诚实与浮夸风气，造成人们不择手段竞相追求“成功”，这是必须力戒的。
甘肃《读者》杂志最新一期（2002年6月B期），转载了王澍先生《中国近代名人的缺失》一文（摘自《大家参考》2002年4月上半月，下称王文），我看了真是大吃一惊。其实王澍此文我在《书屋》 2002年3月号上早已见读，只是篇名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内容是一样的。该文对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这些近代重量级人物一生的所谓“败笔”，予以“大胆揭示”，批判之笔纵横骋驰，口沫飞溅，煞是气壮，但他又称“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还说这样“批判重量级人物，一定会遭受物议，这一点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圣人名人不能批评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且这些名人并非没有缺陷，王氏完全有权批评，杂志完全有权转载，只是批评应该是有据的，一切宏论应该是从史实出发，若无史据，岂不成了信口开河，成了昏话梦呓。我不能说王文句句是昏话梦呓，至少他对章太炎的评价，基本上不合符史实。以往《读者》上也转载过不少论述章太炎的文章，说实在大多也是道听途说。我曾从事过《章太炎全集》编纂，对章太炎生平与学术曾作一番梳理，还是他的嫡孙（我始终不认为后裔有当然发言权，也不赞成后人仅仅凭感情为先人一味溢美），也许对章太炎这历史人物较有发言权，因此想就王文中关于章太炎的“败笔”及以往《读者》转载的关于章太炎的文章作一匡正，并就当前文坛对历史的杜造和戏说，提出一些意见，冀与十方学人共探讨。
论史当力戒杜造
王文称：“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他说“这够不上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这段褒奖章太炎的文字对章太炎来说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竟能早早透视到国民党的败兆，而脱离了国民党。但问题是章太炎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何来脱离国民党之说，文章一开头就不知悖到哪里去了。
王文又称：“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一是攀附权势，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
章太炎如何“攀附权势”呢？王文指出一是“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二是晚年章太炎索居苏州，而“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喜出望外……便把事情摆平了……趁热打铁立即起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震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上述文字真可谓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忿然鞭鞑，满纸正义，然而这却是子虚乌有。所谓“与孙传芳投壶”，始见于1926年鲁迅先生《趋时和复古》一文。当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反对南方蒋介石的北伐军，也反对北方吴佩孚、段祺瑞北洋政权，提出五省联保，自任总司令，又提倡复古，举办投壶新仪（一种古代的游戏，比谁将箭投入瓶内多为胜），请章太炎赴南京主持投壶典礼，遭到鲁迅先生批评。鲁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壮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鲁迅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正确的，他不希望看到他的爱师与军阀为伍。事实上章太炎也没有去南京参加投壶新仪，尽管《鲁迅全集》注释也明注了这一史实，但不研史实的人始终将鲁迅这段名言奉为真实，以讹传讹，一直把章太炎参与投壶当作晚节不保。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