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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讲得真是太好了，中央党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引起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进行声严色厉的训斥？
仔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来头。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让他们讲道理，说不出道理；摆事实，又拿不出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找毛病，到处挑剔；另一方面就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初步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促进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因而对耀邦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宣传十分反感，一肚子气都发在人民日报身上。
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胡乔木把我们（即当时担任社长的我、总编辑秦川、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叫到他家里，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耀邦讲话“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因为他认为十二大精神是搞共产主义），批评人民日报按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在我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刊载了乔木的讲话全文，这里就不去重复了）。
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批评总书记，我认为应该有这种正常的民主风气，多年来我们没有。但是这种批评最好是当着总书记的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的高层领导同志，这次却什么都不在乎了。
7．在耀邦同志审阅的稿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改，表明耀邦同志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现选出几件写在下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耀邦同志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在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耀邦同志补充这样一段：“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的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对知识分子政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痛境地。耀邦同志策划和修改这一评论员文章，所起的振聋发聩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 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