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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非常明显，如“香草美人”，屈原就写了很多的“香草”、“美人”，表达的是对楚君的一腔忠诚，屈原说自己爱楚君如同爱美人。再如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讲的实际是官场，“新嫁娘”指新上任的官员，“姑”指“老板”，即上司。新官员要想得到“老板”的赏识，起码不让他讨厌，就必须了解他的习性，但又不能直接问，所以就多咨询“小姑”——“老板”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当然，将它看成仅仅是描写新嫁娘也是合适的。
也有些值得争论。如杨巨源《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有的说是讲做诗的，诗人的构思就像新春，必须抓住时机，不能等到大家都写才去写，不要趋时，不要从众。而诗论家却认为它是讲用人的，即在人“才”萌芽时，就要察微识渐，实施培养、使用计划，这种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认为如何理解此诗关键不在于杨巨源当初写这二十八个字是否有意献给吏部，而在于世界上有许多事理是相通的，只要事理相通，怎样理解都可以，譬如说是讲科研、经商、管理、体育锻炼等都可以。
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并非始于诗，而是散文。四十年前我读鲁迅《雪》，看到冯雪峰先生的解释，他说《雪》作于大革命时期，文中南方的雪代表革命力量，是明艳的、美丽的、北方的雪则象征军阀，是腐朽的、垂死的。而我阅读的感受截然相反，如鲁迅者，他爱的是在北方的雪，鲁迅的性格正是北方的雪而不是南方的雪。所谓“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嬉笑”，
“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都有春秋笔法，包含着他对表面浓艳、美丽，青春一样的南方雪的某些怜悯乃至嘲弄；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是死掉的雨”， “雨的精灵”， “是孤独的雪”，这才与鲁迅的精神相通。同时我又认为，鲁迅《雪》就是写雪，写北方雪无意于“夫子自道”，写南方的雪也无意于象征别的什么，但这却是鲁迅的雪，不是冰心、张爱玲的雪，也不是胡适、巴金的雪，这里的雪有鲁迅的个性。
写作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甚至能构成文字狱。你如实地写一样东西，但读者能够联想到很多，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灵魂与所写对象融合起来。这里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1956年9月我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次年初老作家康濯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小说有一段写主人公林震与赵惠文告别，赵惠文说：“你闻到小槐花的香味了吗？它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你闻不见，真是的。”我写作时并无任何动机，只是表现二人之间心情的交流，但康濯老师作了特别精彩的分析，说两个主人公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牡丹比喻权贵，他们既看不起芸芸众生又看不起权贵。这样的分析尽管有对我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但我不能不佩服，它比我写的伟大，也许与我所写的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它反映着人们精神生活的走向。
古典诗词更是如此。我曾经与叶嘉莹先生讨论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词描写一位美丽女子的闺中生活，但清人张惠言认为是表达士人不为所用的苦闷。我实在无法理解温庭筠写此词就是为作政治的讽刺，但世上的事有许多是相通的，一个女子的貌美得不到世界的承认，既不能参加选美，也不能参加模特儿大赛，甚至不能被某个“大老板”看中给“包”过去，在那儿闲置着，她和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那种体制下得不到重用是一样的，而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相信自己有伟大的才能，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轼等都相信。再举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现在频频被使用，不是作为对雨的描写，而是作为一种道德的标准，尤其是师范教育的标准——我们要为人师表，要桃李满天下，要“润物细无声”。但诗本身字字写的是雨，尤其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你是“仁人”，你所写的雨、雪、花、风、草、山、水就都有“仁心”存焉；你是“义士”，就都有“义气”存焉；你是不合时宜的“牢骚鬼”，你写的酒、肉、娶媳妇、聘闺女，也都会充满牢骚。相反，如果非常执著地用考证的方法解释诗，说它是为写什么而不为写什么，就会煞风景，扼杀诗意。越是好的诗，相通的东西越多，与人生况味相通，与诗人自己的精神走向相通，与刚刚发生的某些大事相通，甚至与某种科学道理相通，就像鲁迅的《雪》一样。解诗不能非得坐实，关键是诗本身有没有概括性和普遍性；有时坐实了，反倒会把一首诗杀了。我在《新民晚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一直弄不懂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可他们家保姆一看就懂，说这是谜语，谜底是冬天玻璃上的“霜花”。她解释得好极了，简直是个天才保姆，可也是白居易的天才“杀手”。我原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可是现在每每想到这个保姆的解释，就如同吃了一只苍蝇。所以我们解诗，尽可能地不要超出情理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忘了它是一首诗，要留有联想的余地。
三、传统诗词的整体性特征与个性特征
中国的诗歌传统与外国不同，譬如讲“出处”。《红楼梦》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命贾宝玉题诗，贾宝玉用了“绿玉”二字，薛宝钗说元妃最讨厌“绿玉”，叫他改成“绿蜡”，宝玉问“绿蜡”可有出处，宝钗说出自唐朝钱翊《未展芭蕉》开头第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后来我看红楼梦的注解，说曹雪芹写错了，这首诗原是宋朝的冯珝写的。）什么都用典，什么都得用陈言，要求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这确实讨厌，五四时期最受批判；真正的大诗人，是敢于用新鲜词语的。但这也是有原因的，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一棵汉语的大树，一棵文学的大树，你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
我所以想到这点，是受一些老朋友写旧体诗词的启发。现在一些老人喜欢写旧诗词，有的写得还行；有的写得实在可怕，怎么看都不像。其原因很简单，他们没看过《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背过《千家诗》，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吗？对此，叶嘉莹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她说中国的传统诗词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学写诗词就像学外语，必须背，背下来，写得就像。人们写诗词并不把自己的创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语言之树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找“出处”，这样味儿才对。现在有些人的诗词，虽然也用一些词，就是味儿不对，以致让人觉得他倒不如去写快板、三句半、顺口溜什么的，就是不应该写旧诗词。
中国人是不讲知识产权的，欧阳修有一首《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李清照非常喜欢这首词，写了许多“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是抄袭吗？芽不是抄袭。再如毛主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来自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最近，《文汇报》上有一场争论，著名诗人流沙河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是“剽”诸葛亮的《黄牛庙记》中“乱石排空，惊涛拍岸”；另一位老师反驳说并非如此，因为《黄牛庙记》可能是伪作，而且可能是苏轼以后人的伪作。我觉得即使《黄牛庙记》确实是诸葛亮之作，苏轼在词中化用这两句，也与剽窃毫不相干，因为中国诗词里这种情况太多太多，根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产权的观念去作评判。化用你的词，和你的韵脚，可以传为佳话。
但是讲“匹配”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陈陈相因，难有个性。中国古代大量诗词很雅、很美、很贴切，音韵、用字、炼字达到很高水平，就是缺少个性，结果是有这首诗不多，无这首诗不少。如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两万四千多首诗，都没有大毛病，但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诗人，其诗还不如“张打油”的《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诗虽是胡闹，反倒给人留下点儿印象。“张打油”的这首诗，我觉得还有点味儿。“江上一笼统”，就挺有意思；“井上黑窟窿”，有艺术感觉，能够把井看成黑洞，而且“黑洞”是非常摩登的概念，“黑洞”概念原来是张打油首先提出来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还有些幽默，不算黑色幽默，也不好算黄色幽默，可以算“白色幽默”。由此可见，先得“面壁十年”，好好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然后还须“图破壁”。
讲到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和第一个问题联系起来，真正能言“志”就有个性，否则就只能人云亦云，成为应酬之作。
中国诗词既是个人的又是整体的，如果你对中国诗词不熟悉，不背上几百首诗词，就贸然写传统诗词，是会很令人遗憾的；反过来说，你如果不能写出个性，不能写出锥心之语，不敢破壁，也写不出好诗来。
本人作为一名传统诗词的爱好者，见识不多，以此就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的专家们！谢谢。
反思 理性 进步
——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
？ 罗银胜
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元化先生备受疾病的困扰，最初是过敏性皮炎，接着颈椎狭窄，老慢支、哮喘，以及前列腺病等接踵而至。他几乎摈弃所有的社会活动，潜心于学问。他依然思维敏捷，好学深思，对一些既有的观念不断进行反思，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元化先生崇尚独立思想和自由，在个人的学问上继承了古人坚韧、谦逊、勤奋的良好学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发见新锐又不失深沉。
元化先生自谦自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他说：“但我仍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一位前辈做过这样的警示，不要‘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排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极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一个知识人主要应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倘使知识者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方面的事谁去做呢？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关怀人间事。鲁迅在抗战前夕说过，他能做的，‘仍是运用自己手中这枝笔，它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自然他也说过，当需要拿起别的武器时，他也会拿起别的武器。我一直以这话作为自己所信奉的良箴。”〔1〕
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因为其反思对象的敏感度和其达到的深广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学界的狭隘地带，成为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的公共精神资源。元化先生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确实如此，元化先生在这几年中痛定思痛，对过去所追求的信念、崇奉的思想、心爱的观念等等作了重新估价，有的甚至进行了批判。这对于一个不是随便去信、去爱的诚实的学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