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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毁灭的，真相是有国界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纯如一直认为，写作是一项繁琐而耗费心力的职业，写作本身就是不断改写的过程，无论写作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资料和研究上。纯如收集了来自中文、日文、德文英文的资料，及一些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求知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工作却一点都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南京调查的日子里，陪伴纯如的还有前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段老回忆说，“她当时很瘦弱，明显不能适夏季火炉南京的天气，但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访、翻阅资料。由于不会读、写中文，她对我提出的著书意见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动。很快，我们就由工作关系变为很好的朋友。她回国后，我们还经常通信。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妇女免遭日军蹂躏的沃特林女士。没想到，9年后，她竟选择了与沃特林同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各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当时，纯如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她还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拉贝的一位外孙女莱因哈特还活着，并与莱因哈特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拉贝有一封写给希特勒的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并且还有一本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在《南京暴行》一书中人们可以看到，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强暴妇女时，连担任南京纳粹党主席的拉贝也无法忍受，他带着二十多位外国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挥舞纳粹的？畚字臂章作为护身符，拯救了25万南京居民。回到德国后，拉贝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报告，期望德国能够施压促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结果却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审讯，严令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的身份受到盟军的审判，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顿不堪。虽然南京人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他集资寄去大量食品，但拉贝很快就在1950年去世了。纯如曾说：“当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拉贝的故事，并给他念一段拉贝的日记时，我父亲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称拉贝是个英雄。”
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重要的史料：《沃特林日记》。20世纪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沃特林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沃特林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都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三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她经常应美国一些社团的邀请发表演讲，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史，汲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出版商和各类美国华侨团体的同声抗议，并敦促日本府撤换大使一职。针对日本大使的声明，张纯如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不知道这声明是代表大使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齐藤邦彦的声明引起了我的出版商、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种不同华人团体的抗议，有些甚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罢免齐藤邦彦的官职。我也通过传媒，邀请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国家电视台公开讨论我的书，但至今未得到对方的回应。”在后来与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做过认真的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张纯如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军人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其自己国家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些教科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文章指出，当年日军强迫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二十多万妇女和女孩子充当慰安妇。慰安妇每天最多要为四十多名日军提供性服务，尝试逃跑的慰安妇惨遭杀害，许多慰安妇自杀，幸存的慰安妇一辈子都生活在身心创伤之中。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从二战结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但是，据历史学家发现的历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妇的政策。历史文件还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之中，有2至7万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对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但拒绝向慰安妇做任何赔偿。
四
在纯如辞世前，正在进行她的第四本书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宾做调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溃的纯如患上了郁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她一直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许多学者认为，从《南京行》到她新近写作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也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张纯如曾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读过她的书，许多读者会对人类的兽性和丑恶，产生愤怒与绝望。作为作者，纯如是在长期忍受这种愤怒而又绝望的煎，她的忧郁症也许早已埋下了根苗。
纯如辞世后，她的出版经纪人苏姗·拉比纳说：“我和她经常通话，最近她告诉我，她无法继续完成这写作计划了。很显然，她感到很悲伤。”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认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来调查日军二战时期的暴行，从《南京暴行》到她近来准备写的新书，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反反复复地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崩溃。道格拉斯还说，纯如是工作狂，工作异常投入，“她总是把自己推向极限，经工作到累倒为止。”张纯如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她每天下午5时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觉后开始写作，直到丈夫早上8时上班，她才去睡觉。这样，她可确保写作时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的苗头。到了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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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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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淡如
静瑜是一个热心的社工。某一年，她负责帮助6位曾受过暴力伤害的小朋友，让他们不再自闭，重新恢复交朋友、接触人群的能力。
在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她决定办一个烤肉大会，邀请社区里的某个教会团体的小朋友联欢。
本以为自己已经跟小朋友们“说”好了，这30位小客人都是很友善、很有礼貌的，他们也要尽到主人待客的责任，但当30位小朋友“冲”进来的时候，这6位小主人还是躲在房子的角落，像一群受惊吓的小鸡。
不管静瑜怎么劝，这6只颤抖的“小鸡”还是没有办法主动和别人交谈。
她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以前都是我弄东西给你们吃，现在老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