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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
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
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
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
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常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
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
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
段时间我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
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
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
工作中的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分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
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
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时，我一心只
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
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303
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
有制，也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
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
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
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
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
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
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
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
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
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
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
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
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
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
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
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
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
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
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
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化的
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化工
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忆多人民币。毛泽
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
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
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
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
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
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
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
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
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
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
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
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
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
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
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
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
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
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
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
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
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
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
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的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
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
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
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
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
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子一九六五年
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
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
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
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
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
后的《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
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丛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
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
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
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
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
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
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定性，“他们”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
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
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
家，“四人帮”把我隔离审查了。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新华社立即播
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
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
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批判的，唯一
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
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
“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
常把进步的革命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
“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搞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
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
亚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
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姓徐名景贤，因为善于逢迎，
精干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
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
物。徐景贤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
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于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
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于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一顶大帽子：
“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
丁学雷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