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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记得，当欧洲人描绘“画中画”时，摄影与电视尚未诞生，人们将绘画看成是“世界”的寄存之所，在20世纪前，绘画的部分功能即相当于今日的“媒体”。在今日媒体时代的观看经验中，绘画中那部分认知世界的传统功能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那是什么？翁云鹏的作品或许可以算做回答，或许，他给出了更形复杂而令人困惑的问题。
电视机的“四边”，即相当于昔日油画作品的四边。电视屏幕向来是传播世界图像的“窗户”，当这“窗户”的四边为更大的四边所框定，屏幕中的新闻图像也被置于“画中画”的同样处境。就我记忆所及，早在60年代，美国摄影家弗里德兰即拍摄了一大批黑白照片，每一照片的场景都是家居、旅馆、办公室或公共场所的某一角落，而每幅照片的中心总是一台开亮的电视机，恰如翁云鹏所描绘的画面。
异曲同工？且慢，此事应该是“异工”而“同曲”——弗里德兰手中的工具不是画笔，而是摄影机，这工具与他摄取的电视机均为“机器”，因此，他的作品乃是“影像中的影像”，二者的工具与手段是同质的，犹如描绘对象与描绘方法均为同质的手工绘画，产生了17世纪的“画中画”。
许多电影与电视作品均曾一再出现过电视机，以及人们正在“看电视”的情景，不论其观念与主题如何，那仍然是“影像中的影像”。现在，翁云鹏将“媒体影像”强行组入绘画，画出了这批可以称之为“绘画中的影像”作品，至此，手工绘画与媒体影像的概念，至少在视觉上被混淆，甚或被偷换了：在他的画中，“电视影像”全是假的，是用油画颜料画出来的，但又是真的，因为画面中确凿放着一架“电视机”，我们的眼睛不会将之认作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肖像画中“认”出人脸，在静物画中“闻”到水果与花朵的清香。
这里，马格利特著名的公式——“这不是一支烟斗”——又一次获得证实，随即遭遇挑战：我们的眼睛仍然会“相信”，或者，准确地说，会“同意”这是一台“电视机”，我们依然会亲眼默认古老的绘画的骗局，并与之合作。
这是一幅幅亲切而怪异的图画。当翁云鹏将异质的媒体影像带进绘画，“媒体”似乎因此而“贬值”了：它在作者描绘的景物中被缩小后，变成画面的“符码”与自身的“副本”，与绘画“扯平”，仅只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绘画似乎并未因此“升值”，情形或如罗兰·巴特所说：媒体时代的绘画变成视觉的可疑之物。由于电视的介入，这批画反而确认了媒体影像的霸权：在风景中，它那么小，那么突兀可笑，但它依然是画面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发言”者，周围的景物无法分享它的优越感，我们在景物与电视间移动目光，终于会承认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场景——粗陋，熟悉，琐碎，亲昵，处处铭刻着我们生活其间的斑斑证据——都有赖于电视机的在场，不然，这些场景难以宣称自己是一幅“画”。
作者应该感谢“媒体”，是电视机使他“发现”了我们周围的“风景”：这是一批媒体时代的风景画，“世界”与“本土”的差异，“时间”与“时事”的重叠，在画面中处于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状况，这状况，成全了这批风景画，而这片风景的主人，便是我们。
我们应该感谢“绘画”，当电视机的四边被框定在绘画的四边之内，我们得以从绘画的立场解读“媒体”的传奇与虚幻。这批作品生动而有效地将媒体影像置于绘画图像的空间——那不过是杂物与空地上的一束光亮，要不是绘画使之收敛，我们的目光就总是被电视屏幕所支配，成为媒体影像的无条件的俘虏，现在，我们在这批风景画面前，重又成为观看的主人。
而绘画也该感谢媒体：当它接纳了媒体的影像之后，便不再有理由被认为是失效的视觉文本，它因此确证了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是绘画依然能够调节或校正我们的观看本能，使之不至于在媒体时代过度迷失；媒体，自然也该感谢绘画：提供“真实”原是媒体的承诺，唯在它被绘画“贬低”之后，这才凸显了不同世界之间的真实的距离，这距离本身，反而要比电视屏幕所能提供的“真实”来得更真实。
遥远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媒体的世界与绘画的世界，在翁云鹏的画面中交相重叠了，“世界”，经由二者的重叠同时向我们呈现各自的幻象与真相，提醒着我们与世界、世界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应该对“观看”抱以适度的怀疑，以便维持我们对自己的眼睛的信赖，因为绘画仍然值得信赖——这批作品可能还在提醒另一项连作者也可能忽略的事实：绘画的诞生始终取决于我们的双眼，而所有摄取影像的高科技镜头，即便再精确，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单眼”的器械。
2002年2月2日
第一部分 众生相与人物画第4节 地方与画家
读陈安建《茶馆》系列
欧洲还是老样子。欧洲的老样子，我何以知道呢——从巴黎经比利时进入荷兰，行程半天，火车穿越国境，景色变，居然天色也变：法国壮美、比国沉郁、荷兰旖旎。到得阿姆斯特丹，看那雨光云翳，竟与17世纪当地风景画毫无二致。数日后造访哈尔斯终老的哈勒姆郡，唯见旧街俱在，屋舍俨然，卵石路间的青苔，酒馆瓷砖的幽光，还有北欧少男少女腴白面颊上的两团赤红，无不十足“荷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徜徉北欧才几天，我就想：这样的国度不出霍贝玛维米尔，实属天理难容，也才感悟两百年前丹纳写在《艺术哲学》里的论见，实在质朴而有洞见。
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与丹纳艺术论不是一个意思，但山水画的吴派皖派浙派，及扬州八怪金陵八家，也还以地方入论，大致名实相符的。前数年去看烟波浩渺富春江，想黄公望若放逐陕甘宁，谅必技穷。纽约博物馆藏宋人《胡笳十八拍》，那作者要是发配闽粤，则描绘北地大荒的笔意，也将损失净尽了。
不过以上意见在当代中国画坛谁人要听？虽则华夏九州至今方言喧哗而民风犹存，可是中国艺术家岂肯落后于“时代”。短短二十年，美术圈时风异变之速，犹甚于光阴：莫说“绘画”早经落伍，
便是“装置”之类，近年也为“行为”艺术家所耻笑。去年的成都双年展号称“架上架上”，分明呈露“绘画”的据守之状，而今秋广州三年展，绘画仅占小半，再过六年九载，绘画的比例谅必更其削减吧。
也好，变化速，证明活力盛，只是中国本土艺术家成千上万，能够与“世界接轨”而握手言笑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散在各地各省的“绝大多数”，想来仍在“架上”或桌面低头涂抹吧。落伍是太落伍了，而且画什么？怎么画？画成之后，又如何讨得当代评论家一句半句的敷衍或说法？虽然单是“绘画”一项，今亦多有似是而非的分支：表现，抽象，观念，卡通，玩世派，唯美派，工夫派，极简派……唯“反映生活”的“写实”一路，即前半个世纪中国油画的正源与大宗，颓然失势了。“坚持现实主义”之类叫嚣余音，偶或听闻，岂知事物而须“坚持”者，情形已经不妙。怎么办呢？官家的期刊展览固然仍是一方地盘，连这地盘也难攀附挤入而竟兀自“坚持”者，就大约是格外老实迂阔的傻汉，最近给我撞见的四川美院陈安建，正是这样一位憨人。
事情从头说起：今春，罗中立同志将我叫到川美捧场，所捧者，即昔年川美77、78届诸位英雄儿郎——重庆，是我旧游之地，川美好汉，更是多年故交，我于是慨乎其行。抵达当夜，纪念展开启。正厅作者名姓一律如雷贯耳，可是几幅当年的旧作仅以照片展示，近作则件件面目全非，同我们所熟识的四川油画风调，难以衔接对照了。惊艳之际，意下不免有所失落：我是来怀旧的，怀那川美80年代初叱咤风云之旧，但墙头的新作提醒我：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的新作不也面目全非，使当年谬赏的若干同好大失所望么？亦且川美老兄毕竟在本土一路变化，我在域外的涂抹，何足道哉。
到得二三楼展厅，作者名姓渐次陌生。游目四顾，就看见了陈安健色浓味咸的《茶馆》系列，不料这一看，好比酒席间尝一口当地土产的榨菜，我这才感觉自己分明到了四川。
论资格，陈安健是属“前辈”，与77、78级川美弄潮儿同届同窗；论现状，则除了一大堆画作，了无功名——这些，原不可怪，我所诧怪者，是在当年川美风云际会而风流云散后的今天，这位老兄居然将自己反锁在二十年前四川“乡土写实”的美学藩篱内，冷饭热炒，孜孜。那天，我仔细观看他的每一幅画，不禁有所感动，有所感慨了。
不消说，这批作品触目地过时、次要、边缘，画面平凡晦暗，休想给当代评论话语提供耸动新颖的说法，即便在二十年前，也必淹没在同代作品中——这些画既不见武斗现场的戏剧性，也没有青春主题的诗意：老茶馆、老茶具、老茶客，加上“照相写实”手法——如此而已。当年由罗中立率先取用的“照相写实主义”，在《茶馆》系列中熄灭了宣言般的英雄气息，作者仅以傻瓜机式的快照摄取茶客姿影，同时，以“照相写实”忠实而琐屑的技术，一五一十描摹着他们的面相与神态。
过时了，“照相写实”即便在中国也过时了，一如老茶馆正被无情而有计划地逐出都市的历史。陈安健的“照相写实”画面，就像在新城区映照之下更其寒碜的茶肆旧楼，又好比隔宿的茶水，余温寡淡，与茶主同其凉热——《茶馆》系列的斑斑细节，一望而知乃出自当地熟客的目光：人们饮茶、打牌、逗鸟，或者躺倒酣睡，没人注意他，偶尔，是一位女孩与作者隔座打量，半边脸融化在屋梁投射的天光中，状若发呆，稚气的面庞与老茶肆适成对比，这女孩的在座，暗示着古老茶馆的岁序延绵至今，而那少艾的目光也就迎对着画前的观众，使我们一时也成为座中的茶客。我们可能会同意：国中零星可见的“风情画”，大抵是矫饰的，低层次的自然主义，陈安健笔下的茶客百态则无不蒸发着真的市井气，因他自甘于做一位蜀乡的市井——茶客就茶，并非钟情于饮，而是与老茶馆世世代代朝夕旦暮的日常氤氲相厮守；重庆茶客陈安健，就是这样一位无可救药的地方画家。
丹纳笔下欧洲各国的古典宗师，当年岂不都是“地方画家”，孜孜，描绘着当地的风神与人文，从不想到域外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何其肥沃饱满，为盛极一时的世俗精神与文化土壤所滋养——中国眼下的情形，则世俗精神尽归之于宴乐，而文化土壤早已断失文化的根蒂，以致“风俗画”这一深植于“地方”的创作品类，尚未茁育即乏人问津，自行萎谢了。陈安健的作品不免背时而孱弱，因他的画道实在很孤单：他是对的，中国各地原该包孕多少本乡本土的风俗画；但他又是错的，在当今全国上下争相标榜的“新时代”，他的目光与思路，居然逡巡于山城茶馆的市井小民，见不到半点“与世界接轨”的踪迹。
西方现代艺术之盛，冠于世界，可是欧美诸国至今尚有千百位我们所不知道也看不起的地方画家，专注而快乐地画着自己那块小小的“地方”。我十二分厌惧怀斯的画，可是他近于病态的乡情毕竟是他作品的灵魂；实话实说，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画家的美学路数与生存处境，同欧洲前几个世纪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无不景仰的维米尔，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故乡。多年前，当我徘徊米勒个展，看他在自家村庄画到老死的逾百件作品，念及我两次造访高原不足一年的浮光掠影之作，万般羞惭，也才警醒中国油画百年，有哪几位油画家终其生而热情描绘着自己的故乡。
故乡不等于艺术。有时，故乡是艺术家的怨地，可是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原籍”与诞生的“地方”。中国油画原亦不过起于江南吴越的几位“地方画家”，然而时代变脸，时代太匆忙，由不得画家专情于生养之地，而今唯见众人引颈翘望子虚乌有的所谓“国际化”——我们早该开眼而博大，与人“接轨”，也使人与我“接轨”吧。可是去国久长，回归邦土，我看见中国许许多多好地方，而中国一地之大，犹胜欧洲一国，我们成千上万一时半宿跳不出地方的“地方画家”，果然在自己的地盘上无事可做么？难矣，如今遍中国星罗棋布的省、市、县、乡，岂不都在汲汲乎整容毁容，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