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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策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在平津具有一定实力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该军战斗力较强，在长城抗战中曾予日军以重创。其后，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才有了一块地盘。但１９３５年张北事件时，南京政府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兼职，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同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宋哲元对此颇为不满。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在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滞留华北的第二十九军遂成为守卫冀察及平津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宋哲元等本想依托华北，保存和扩大实力，如被调离，其势力定将遭到削弱。
于是，宋哲元的左右萧振瀛、秦德纯等为争取二十九军留驻华北而积极奔走。恰在此时，６月２８日凌晨，在日本人的鼓动下，汉奸白坚武率武装暴徒百余人占据丰台火车站，会合驻丰台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将铁甲车向北平方向开进，并开炮十余发，企图攻入北平，发动暴乱。北平当局得知丰台方面报告后，一面将城门紧闭，全城戒严；一面派保安队将永定门外东缺口一段铁轨拆除，并进行阻击。白坚武等在阴谋败露、进攻受阻后弃车而逃，暴乱未能得逞。但这一事件使代行何应钦职务的北平军分会委员、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极为恐慌。他深感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无法应变。萧振瀛乃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身份借机向鲍提出将二十九军调驻北平以固城防的建议。鲍因别无他策，乃表赞同。闻讯后，宋哲元迅速指挥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开到北平，驻扎在西直门外与阜成门一带，成为控制北平市的城防部队。这一既成事实，为宋哲元部留驻华北，并使宋哲元成为华北时局中心人物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6）
为了达到留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等对南京政府和侵略华北的日军两面展开活动。
一方面，萧振瀛以日本侵略军的声势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直接致电蒋介石，申说只因日寇对二十九军有所顾忌，才得以停止内侵，“如将二十九军调走，华北岂不断送”。另一方面，萧振瀛等又通过汉奸陈觉生的关系，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接触，谋求妥协。宋哲元本人与亲日派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华北自治”，建立“特殊化”政权，正需要一个在华北具有实力的人物与之“合作”。萧振瀛乃代宋向日寇表示，愿“蠲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苦于中央军不能在华北立足，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又想借二十九军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得不重新任用宋哲元。８月２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接着，宋所辖第二十九军正式由察哈尔省移驻平津。宋哲元达到了留在华北、立足华北的目的。
但是，日本容忍宋哲元是有条件的，即是选择他在华北实行“自治”。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见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曾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土肥原一手拿出一千万元钞票，想收买宋哲元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独立”；一手拿出几份文件，要挟宋哲元说，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会把他撤换，逼他屈服。
宋哲元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瀛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宋哲元这一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表示了其游离于南京政府的姿态，用以敷衍日本侵略者。
为胁迫宋哲元和南京政府就范，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的事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占领香河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了所谓“自治宣言”。接着，所谓“民众自治请愿团”在天津公开出现。
１０月２９日，日本侵略者以平津地区仍有反日分子活动为借口，向河北省及平津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加取缔。１１月４日，驻津日军在平汉路沿线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１９日，又将约１个旅团的关东军调集到山海关附近，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２０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１１月２５日，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原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事变时，曾代表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方谈判）叛国，在通县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并发表“宣言”脱离南京政府。同日，日寇收买的一批汉奸、流氓、吸毒犯以“华北民众自卫团”和“农民自救团”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发表命令撤销北平委员会分会，并且，希望派遣负有全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要求形成华北政权的“特殊形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１１月２６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北平军分会撤销，其职务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即商震，时为河北省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但是，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是与宋哲元控制华北的意图相背离的，同时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使自己免去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宋哲元乃辞不就职。２７日、２９日，他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由于日寇要宋哲元宣布“自治”，“催促甚紧，三十日为预定之第二次限期”，宋哲元等甚为焦虑。２９日晚，宋哲元与萧振瀛、秦德纯会商，决定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宋哲元致电蒋介石，称“忧患所乘，情势危迫。屡经电陈……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制，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鲜能，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综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斯土，见闻较详，心谓所危，不敢不告”。１２月１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商会等亦致电南京政府，申诉危局。程克电称：“默察天津附近，危状四伏，一触即发。克……苦无抚驭之策。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秦德纯电称：“国家多事，北方尤急，困厄情形，屡经电陈。自战区突变……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在上述几个“不胜惶悚待命之至”的电促下，南京政府除令何应钦立即北上，对华北问题“相机处理”外，并派闽省主席陈仪、赣省主席熊式辉北上“辅佐何氏一切”。陈仪北上后，专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和土肥原、高桥等协商，乞商解决华北问题的意见。３日下午，何应钦抵达北平。当晚，宋哲元在与秦德纯、萧振瀛将华北情势向何应钦详细报告后，表示：“（一）不屈从他人，（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随后，宋哲元赴北平西山休息，拒不出面。何应钦无奈，乃派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秦德纯继续会商。萧提出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管辖范围仍按原建制（华北五省三市）等“自治”方案，如不被采纳，就全部辞职。何应钦对此方案既不敢表示同意，又无法拒绝。６日，萧去天津会见日军将领多田骏和酒井隆，“晤谈甚融洽”。７日晨，萧向何应钦报告去天津经过后，何即邀秦德纯、陈仪、熊式辉商谈，决定在保持中央体面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于地方环境的政治组织的建议，电请中央，并由熊式辉于１０日返回南京报告。
南京政府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慑于人民的压力，不敢将华北五省全部公开出卖，乃采取折中方案，缩小范围，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1）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三、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一群群青年学生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在冬日的长安街上，振臂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成立华北汉奸政府！”“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难，他们群情激愤，发出了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共同心声。他们的行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气概，吹响了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角；他们的行动，引发了激荡全国的抗日风暴，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地火在紧张地运行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南京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和华北的大部分主权。接着，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划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指使下，１０月２１日，河北省东部发生了香河事件。香河、昌平、三河等县的汉奸、地痞“暴动”，占领了香河县城，拼凑起“临时维持会”。接着，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１１月２５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２２县与南京政府脱离，实行“自治”。同日，天津有所谓华北民众自卫团及农民自救团代表等举着要求“自治的旗子”，在街头“游行示威”。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自治”运动一时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于１１月２７日进占丰台及彰仪门火车站和天津总站，阻止一切客货车南下，“整个华北的铁路交通，已在其控制之下”。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下，南京政府继续退让，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此时，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公开抢劫、枪杀中国人民；军事演习频繁不断，城外许多农民田舍遭到破坏。
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军政显要争相携眷南逃；故宫珍宝开始装箱转移；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撤离，华北眼看着就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亡国的悲剧就要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地处剧变中心的北平广大学生更是深深感到日本法西斯肆意侵略的威胁和严重的民族生存的危机，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亡国阴霾笼罩华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毅然奋起，冲破“爱国有罪”的政治高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在这民族危难十分紧迫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毅然担当起了领导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华北独立的斗争。
第三部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