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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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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倒比较容易执行了。他觉得他在这方面满有办法,眼下条件也具备,而且总部一定会帮他妥善安排,制定一个严密的行动计划。
第三十三章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跟自己的司机魏斯分手时多少有些惋惜,但也不反对他调升为军事情报局工作人员而成为自己的新同僚。虽然如此,少校觉得还是要警告一下魏斯:“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绝不是你的推论。结论我们自己会做。干特工这一行就是凭记忆。”他教训了几句之后就不再打官腔了:“有时要敢于装成胆小鬼。危险的任务总是交给勇敢分子去于,领奖的倒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
  施泰因格里茨至今未谋到称心如意的职务,仍在执行临时性的视察任务,总有怀才不遇之感。
  魏斯一上任迪特里希就一本正经地通知他,司令部有一名俄语译员马斯洛夫先生,虽是沙俄上校,仍要对其多加提防,因为一部分流亡白俄怀有民族主义情绪,对德军战胜俄国并不满意。
  间谍学校的指挥人员、教员和指导尚未到齐,住房几乎都空着。魏斯满可以选一个好些的房间,但是他想,谦让总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于是就住进了较差的一间。他作这种选择还有其他考虑。这个房间是在走廊尽头,紧挨着贮藏室和一个暂时空着的厨房。通往阁楼的梯子也近在咫尺,必要时不仅能利用这几间空房,而且有个退路可以登上屋顶。
  按照迪特里希的讲法,“为了达到在课余时间同学员接近的目的”,魏斯应当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因为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人穿着便衣比穿着战胜国军服更容易同人谈心。
  魏斯考虑他如何与新同僚们相处,决定一开始就和他们平起平坐,至少也得让人感到他是个严肃而有自尊心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他对俄国有所了解,井渴望大大充实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日后要成为俄国问题专家而不仅是一名译员,有朝一日还想在莫斯科省总督靡下寻个体面差事。
  他还打算模仿普鲁士贵族冯·迪特里希的举止风度,作为心理上的武装。在那些人中间,无论贵族还是仆役,盛行的是冷若冰霜、矫揉造作的寒暄客套,彼此以空洞庸俗的言词相敷衍。对贵族来说,这是擅长辞令和富有教养的表现,也是同交谈者保持有利距离的一种手法。
  说实话,魏斯宁愿同性格乏味、沉默寡言、孤僻可疑的人物接触,而不想跟那些喋喋不休、过分直率的家伙来往。
  同兰斯道夫相处也使魏斯获益匪浅。兰斯道夫同德国其他出色的行家里手、间谍专家一样,虚荣心极重,巴不得设计出一套亘古未有的行动方案,以奸诈诡满的高超手段胜过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件,从而在特工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公认的间谍大师,在秘密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
  兰斯道夫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个奥妙无穷的行动计划上,深信这个计划有朝一日会使他名扬天下。夜阑人静时他才感到心里舒畅,因为这时方能摆脱日间的繁琐事务,美滋滋地静心考虑一下这一计划的各种方案和巧妙步骤,预先品尝一下将要摘取的胜利之果。但这只是在夜间。白天,由于厄运的驱使,他却不得不于一些卑微的工作。不消说兰斯道夫认为,派他来为大规模间谍破坏活动物色战俘,就好象命令一名前线指挥官离开部队到大后方训练新兵一样,都是没有出息的差事。
  其实,只要上级有意,他兰斯道夫是关有可为的。“帝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建立的“高级侦察学校”,轮训高级特工的柏林郊区“业务进修班”,这些地方才是他发挥专长和标新立异的场所。世界上许多间谍都知道他这位特工大师的著作。
  他在这里只能干一些大材小用、劳而无功的粗活。兰斯道夫早就发现,对欧洲各国采用的战略在对俄战争中是行不通的。
  欧洲诸国实际上已被征服过两次。它们先是不知不觉被德国的总体间谍活动所征服。德国间谍四处渗透,甚至打进了统治集团上层。然后德军把许多集团军捏成一只铁拳,闪电突击,把这些早已被叛卖活动腐蚀得千孔百疮的国家打倒在自己脚下。
  但俄国不存在进行总体间谍活动的条件。无论是战前还是交战之初,德国间谍在俄国均遭失败,虽然东方战线被看作是整个德国间谍系统的主攻方向。
  德国间谍机关甚至无法在苏联拼凑起一支类似“第五纵队”的势力,只好走上谎报敌情的道路。为了证实希特勒关于“俄国不堪一击”的论调,它不惜迎合上意,编造事实。这一类情报帮助希特勒击败了谢克特将军派系。谢克特将军早在1920年就警告说:“如果德国对俄开战,那将是一场无望的战争。”假情报还大量用来为宣传服务,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敌方力量的真实情况。
  兰斯道夫知道这个底细,所以他认为兴师动众地从战俘中培训间谍只是一项无足轻重的辅助措施。
  俄国和欧洲各战败国迎然不同。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欧洲各国早已建立了“第五纵队”并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而在俄国,胜利只能靠德国军队来赢得。
  兰斯道夫预计破坏小组不可能从当地居民中得到人员补充,因而倾向于尽量多收些学员。也可以说,学校要培训的不是组织者,而是对上司唯命是从的愚饨执行者。这些人之所以顺从,一方面是害怕被处决,同时又不敢投奔自己的同胞,知道俄国人不会饶恕他们的背叛行为。
  冯·迪特里希不赞同兰斯道夫的怀疑论点。他认为招募来的人员中有的能成为高级间谍打入苏联政权机构,很希望约翰·魏斯协助他发现这种人才。迪特里希一反常态,对魏斯变得宽容起来,而魏斯当然不难猜出其中究竟。至于兰斯道夫的态度为何这样冷淡,魏斯则迷惑不解。
  一辆辆带篷卡车,车门加了铁栅,车窗遮上帆布,在苍茫的暮色中把他们一个个、一对对,偶尔是一小批地送到这个地方来。负责押送的党卫队人员都一言不发,脸色象卵石那样呆板阴沉。他们仅被告知,在发现有公开逃跑的企图时才可向这些人开枪。卡车经过层层检查,驶入营地,警卫人员签收一名或数名来员之后,党卫队便立即返回。
  来员的第一个要求是上厕所,因为一路上,往往时间很长,一概不许下车。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送往何处和为什么,心里直犯纳闷,一个个愁眉苦脸,焦虑不安。
  被挑选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数已证实在集中营里有叛变行为,都是些“卡波”、警探或奸细。某些战俘为表白自己与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而主动提供的情况也受到了重视。招募之前,通过集中营的特工和管理人员对这些人逐一作了全面的调查。如果有人出生在德占区,盖世太保就根据掳获的当地档案进行审查,并向当地居民询问此人情况。
  新来的人严禁彼此交谈。手拿棍棒、脖子上挂着冲锋枪的卫兵坐在关押他们的木屋的中央,严密监视他们是否保持沉默。
  他们每人被单独领去办理手续。
  约翰·魏斯的工作不仅是当译员。迪特里希还吩咐他作初步突袭式反间谍审汛工作,分析对象提供的情况是否同实,审查他们是否说谎,是否具备应有的心理素质。
  从审讯时起,各人便不准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违者立即严惩,同时给每人起一个绰号。
  “喂!”魏斯命令道,“回答要迅速干脆。”
  他同这类人打交道时,马上露出一副据傲冷酷、蔑视一切的“雅利安人脸孔”,演技堪称上乘。不过他这一次倒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早已不习惯独立思考,所以一言不发。他那厚而长的嘴唇上渗出了汗水,秃顶上也汗洋洋的。
  魏斯用肯定的语气问:“这么说,叫‘秃头’喽?”
  这个人仍然不作声,只是点了点头。
  魏斯转身对文书说:“写上‘秃头’。”他幸灾乐祸地想:“这宝货,再加上这么个暴露特征的绰号!”
  魏斯从一开始就有长远打算,他尽量给学员起一些说明特征的绰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办到了。
  他叫“秃头”坐到墙根前的板凳上,墙上挂着块白床单。谍报局特别处的一名士兵,象监狱摄影师那样,把“莱卡”相机对准“秃头”的正面,然后又拍了侧面象。
  魏斯细心观察“秃头”。照相时他想露出笑容。
  魏斯命令道:“坐正!’
  “秃头”的脸顿时变成泥塑木雕一般。
  “秃头”填完表格,工工整整签了字,然后开始写个人简历。他挖空心思地写了很久,还不时提出问题:“这个要不要写,比如我每次把他们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名字都涂掉了?”他以信赖的口气说:“法院好几次要追究我,我这个人生来机灵,每一次都能脱身。”
  他履行了一切手续,就在自愿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的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工工整整地留下了姓名,然后用食指在一个专用的绒面滚子上按上印泥,按在名字下面。他擦净指头,舒了口气说:“好,办完了,现在干净了。”
  “谁?”魏斯厉声问。
  “呵,说的是指头,”“秃头”吓得缩成一团,嘟哝道,“我只是说指头。”
  所有入学的人都要办完这些手续。从最初接触他们的这个时候起,就能觉察出他们每个人的一些特征。
  一些人样子放肆,歇斯底里地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也许是为了掩盖良心上的痛苦,或者是故作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不能自拔的亡命之徒。
  另一些人双目无神,萎靡不振,内心空虚,神智不清,唯命是从。
  第三种人样子很机灵,他们郑重其事地打听学校的生活条件如何。还有一些人悄悄提到自己在集中营里立过功,担心他们的叛卖行为被人忽略,把他们同其他人混为一谈。
  也能见到一些大模大样的人,他们总想说几句德语,并宣称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死敌。这些人填写履历表时,总是强调他们并非受伤被围,而是自愿投诚。他们都在自传中详细写明双亲在革命前有何财产。在回答“曾否参加工会”这个问题时,总是写上:“曾被迫参加。”
  有个属于“放肆”类的人,身材墩实,宽肩膀,高颧骨,目光灵活,不等提问就急忙给自己取了个绰号:“树皮鞋。”
  魏斯翻了翻他的履历表,“军中职务”一栏填的是“埋葬队战士”。战争初期是没有埋葬队的。“职业”一栏写的是“鞋匠”
  魏斯提议说:“我们这儿有一些作坊,就把你编进去吧。”
  “树皮鞋”显得局促不安,但他找到了立足的理由,面露喜色,嘿嘿一笑,委屈地说:“又不是招我来当鞋匠的——我已经立过当特工的字据了。干吗要降低职务呢?。
  “树皮鞋”的自传写得文理通顺,虽然他一再说自己只上过三年小学。
  魏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认为不到时候不宜对某人予以过多的注意。
  俘虏在受审、填表和写自传时表现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尽量多谈自己,另一些人则相反,只限于对基本问题作简略的面答,谈到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时,则竭力回避使用侮辱性字眼。
  魏斯对后一类的一个人加以斥责,那人郁闷地答道:“我已经立了合作的字据,还要我怎么样呢?”
  魏斯说:“你应该对苏维埃制度作出政治评价。”
  “为什么?”
  “为的是,如果你想逃过去,或者你写的自传一旦落入苏联当局手中,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绞死你。”
  “请放心,没有这个也会给绞死的。”
  “这么说,你情愿在那边被处死而不是在这边?”
  “我情愿什么是很清楚的,不然也不会到这儿来。”
  “你在集中营是什么人?”
  “是人。”
  “我问,”魏斯厉声说,“你为我们立过什么功?”
  “呵,立功?……”被审讯的这个人重复了一遍,似乎刚刚听懂问的是什么。“功劳倒谈不上,平平常常。有个家伙把坑道口指给我看,我把他打翻在地,不让他煽动其他人逃跑。”
  “说不定这个人是我们安插的‘兔子’呢,”魏斯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问:“而你把他打死了?”
  对方脸色陡变,但他控制住自己。
  “盖世太保找到我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撩起衬衫露出身上的伤疤:“瞧吧,这是戳子——审查过了。”
  举止持重的人中间有个年纪不轻的秃子,肚皮下塌,操着一副指挥员的男中音嗓门。他详尽地向魏斯交代了他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
  此人是一名正规军军官,从眼役表上可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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