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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哑巴格指前额，不以为然地摇了摇手。
“我也不这样认为，”魏斯说，“但是有许多人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行事。”
男哑巴点点头，表示同意。
每天傍晚两口子都领着小狗到空荡荡的操场上散步。小狗一见魏斯，就亲热地跑到他跟前，魏斯似乎不由自主地成了这古怪的两口子散步时的伴侣。
夫妻俩近来随身带着一块石板，很快地在上面写字，然后用湿海绵擦掉。这样交谈更加方便。
这两个不幸成为哑巴的人还在童年时代就结识了。男的是矿工，他父亲也是矿工。女的父亲是牧师。女方的父母反对女儿跟一个聋哑青年工人交朋友，于是他们便从家里出走了。
男哑巴在谍报局的一个分队当上了降落伞试验员，收入很好。他按照空投特务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最复杂的情况进行训练。人家没有向他隐瞒谍报局的任务，但是隐瞒了他每日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他在一次跳伞事故中受了重伤。他明白，如果自己死了，她一定会自杀的。后来总算走运，谍报局给夫妇俩分配了很好的工作。魏斯知道，所谓“很好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总盼望有个孩子，只是担心一点：千万别生个小哑巴。
魏斯问：“你们怎么不拒绝在分娩以前回国呢？”
男哑巴很快在石板上写下“违抗”两个字，用手掌往喉咙上一抹，两眼朝上一翻。
魏斯用笔告诉他们，他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来的。
这时女哑巴意味深长地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迅速在石板上写道：“我们猜到您不是从帝国来的。”
“凭什么？”
“有些词您的发音不同。”
“这样的词多吗？”
“不，很少。也许您发得对，只是嘴唇的活动不一样，不象我们看惯的那样。”
一个星期天，女哑巴对魏斯抱怨：她丈夫不愿作祷告。
男哑巴耸耸肩膀，摸摸耳朵和嘴唇，朝天空挥了挥拳头。
女哑巴把掌心朝上，向天空伸出一只手，她指了指丈夫，又碰碰自己的胸膛，温柔地笑着低下了头。
魏斯明白了她的意思。
当他们从魏斯已经熟悉的那几个正在晒太阳的破坏队员的身边走过时，哑巴夫妇厌恶地把脸背了过去。
三人转过厢房，魏斯举起双手，身体下蹲，做了个伞兵着陆的姿势。男哑巴点点头，做个掏枪的动作，伸出手指比作枪筒，点点自己和妻子。
魏斯指指自己的肩章。
男哑巴否定地摇摇头，重又指了指妻子和自已。
魏斯明白了。男哑巴是说，那几个破坏队员的任务不是杀害军人，而是杀害非军事人员。
操场上小圆石的缝隙间长着枯黄的野草。女哑巴居然在枯草中间发现了一些植物，开着比大头针帽略大一点的硬梗小花。她将花儿做成小小一束，吸着微微的花香，惬意地闭上眼睛。丈夫见她这样，脸上露出忧伤而负疚的神色。
魏斯在石板上写道：“你们以后能买一座农场吗？”男哑巴脸上露出嘲笑的表情，写道：“驯狗员挣的钱比我们多。”又伸出手指，比作枪筒，眯眼瞄准，然后写下：“干这一行有好报酬。”
女哑巴看了石板上的宇，抬头望望天，又把目光移到丈夫身上，摇了摇头。她严厉地看着魏斯的眼睛，竖起指头吓唬了他一下。
原来，夫妻俩认为魏斯既然在谍报局工作，就是他们的同行，但是他们不赞成搞暗杀。
一个星期后，魏斯看见男哑巴由一名军官陪伴着坐进一辆汽车，他脸色阴沉，愁眉不展，眼睛里闪着热病似的光。
又过了几天，女哑巴也被带走了。当她提着小皮箱走向汽车时，魏斯好容易才认出她来。她勉强地挪着步子，低着头，垂着肩，一绺头发披在额上，紧咬下唇，面如死灰，眼睛都发直了。当魏斯进入她视线的时候，她似乎没有认出是谁，她两眼失神，视而不见。
这就是说，棒打鸳鸯两分离。
从此他俩天各一方，要独自去充当那活的目力监听记话器了。
空气潮湿，天色昏像像。车库里散发出从石煤提炼出来的汽油的刺鼻气味。罗马尼亚出产的优质汽油全用在飞机上了。
第十五章
魏斯不倦地寻求闯出牢笼的办法，他每周都要给迪特默尔太太写一封恭而敬之、情亲意切的信。但是没有回音。这里告诉他的军邮编号，显然是属于某个驻扎得挺远的部队。后来他终于了解到：信使每月只去取一次邮件。有一天，魏斯果然一下子收到了好多封迪特默尔太太的来信。她在最后一封信里三言两语地提到，一等兵布鲁诺去过她家，打听过魏斯的情况。
难道是布鲁诺？！魏斯简直高兴得喘不上气来，但是他在给迪特默尔太太的回信中只不过顺便提了一下，如果一等兵再去的话，就请她把自己的军邮号码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一个人想独自呆一会儿简直是不可能的。只好利用一下那个唯一可以单独蹲一会儿的场所。魏斯把留着心形孔的木板门钩好，将那条浸有化学物质的小手绢的一角在备好的罐头盒里涮了几下，然后用密写墨水在短信的行距间写上自己估算的座标方位，画了通向这个驻地的路线图，并且标出了可能作为秘密贮藏处的地点。
第二天，他把信敞着口交到警卫部的小窗口。
管院子的是个愁眉苦睑的老兵，靠了他那个时刻不离参谋部厢房的女儿打通关节，才得以担任这个职务。
他耳朵有点背，因此显得郁郁寡欢。女儿是妇女辅助队的队长，这一点使他颇为得意，但是女儿对军官们的任何愿望都百依百顺，却不称他的心。有一次，他骂女儿是娼妇，被她关了五昼夜禁闭。女儿本来可以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多不过是个列兵，而她却是二等兵。
有一天，魏斯再次给厨房修理电动绞肉机。魏斯修好后，这个大力士般健壮的女二等兵要他给一座专用电炉换一下炉丝。这个电炉是用来焚化那些看过之后必须销毁的文件的。
晚上，魏斯在女二等兵监视下，在办公室里修理电炉。
女二等兵问他：“你要喝点酒吗？”
“不喝”
“结婚了吗？”
“订婚了。”魏斯编造这些话纯粹是出于自卫。女二等兵坐在椅子上，架着二郎腿，露出穿着长袜的大腿。
她双手抱着脖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揶揄地问道：“你对她也象对帝国一样忠心耿耿吗？”
“也一样。”
女二等兵嘲笑地耸了耸肩膀。
“她即使不参加辅助部队，也会跟所有的妇女一样，已经应征入伍，在什么地方服劳役了。一个女人在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之后，不能回家，而要到军营，到宿舍去住，别人夜里在那儿让后勤部门的上司钻进自己的被窝，她总有一天也会让人跟自己同床共忱的。””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过去也不是那样的人。”
“您是农村来的吗？”
“是呀。”
“你们自己有农场吗？”
“没有。我跟我爹给帝国部长希姆莱先生干活，他在慕尼黑近郊有一座很大的家禽场。希姆莱先生很内行，他喜欢纯种火鸡。我们在圣诞节前宰杀家禽，用卡车一批批运到慕尼黑和别的城市去。”
“他这座家禽场收入多吗？”
“哈！他现在是帝国的大富翁了，家禽场不过是为了消遣而已。”
“您认识他，见过他吗？”
“见过，常见。”
“他为人怎样？”
“您知道，他心眼可好了。有一只荷兰火鸡得了病，他立即下令从荷兰派来一位禽医专家，把火鸡治好了。”
“你们在家禽场工钱多吗？”
女二等兵沉思地说：“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爹从家禽场带了几捧喂火鸡的核桃，他打算用锡纸把核桃包起来，挂在小枞树上。”
“结果怎样呢？”
“我们没能跟爹一同过圣诞节。管理员把他打了一顿，圣诞节那几天一直把他关在板棚里。”女二等兵满怀希望地说：“我想能在总督管辖区得到一块土地，我就跟爹办一个自己的家禽场。”
“您这么打算吗？”
“当然啦！我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我们还没有成为欧洲主人的时候，我就入了党。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的一份土地。”她打了个呵欠，懒洋洋地问；“现在请您喝点酒好吗？”
魏斯默而不答。
“您不好意思的话，可以到我房里去。”她称赞道：“您的手艺真好。”但是又说：“现在手艺用不着了。德国从新领土上得到了这么多劳动力，只要能够指挥指挥他们就行了。”
“是呀，”魏斯说，“我们德国人是统治民族。您爹拿喂火鸡的核桃，怎么就把这点忘记了。”
女二等兵直言不讳地反驳道：“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禽场，他不久也同样能惩罚雇工。”
“要是同俄国发生战争呢？”
女二等兵沉吟了一下，说：“不过我还是不想在那边领一份土地，而想在这里，在总督管辖区。”
“为什么？”
“俄国冬天太冷，禽舍要有很好的保暖设备，这是一笔额外开支。”她把穿着发光的长统丝袜的两条腿伸直，心事重重地瞧着它们，问魏斯：“您看，我这两条腿又漂亮又丰满，不象个真正的太太吗？许多人都这么对我说。”她沉吟道：“我在家禽场干活那阵，两条腿瘦得象棍子，上下一般粗细。”
“可不是，”魏斯附和道，“这儿的伙食不错。”
他同女二等兵告别的时候，几乎相当投机了。她同情地对魏斯说：“我在这里还认识一些象您这样的小伙子。他们可不行。据说这是由于在完成特别任务之后，神经太紧张的缘故。”
“不，”魏斯冷笑一声，“我的神经倒不紧张，我没发现自己有丝毫这样的现象。”
“这是因为，”女二等兵说，“您没当过间谍。”
“不错，”魏斯承认道，“没当过。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非凡的勇士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这以后会丧失掉某种能力，不能有后嗣了。”
女二等兵看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她明显地精神陡长。
“一位党卫队军官曾秘密地告诉我，帝国总理秘书马丁·鲍曼的夫人格尔达·鲍曼准备号召全国妇女允许自己的丈夫实行一夫多妻制，她甚至亲自拟好了一个法律草案。她交给丈夫一份个人信任状，其中准许他娶三个老婆，每星期必须到各家去一次。”
“哼，我看这是胡扯，”魏斯表示怀疑。
“真的，这是事实，”女二等兵发誓担保，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德国妇女高度爱国的行动。我们应当帮助元首让新疆土都住满德国人。所以我们德国人要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多。这是明摆着的事。”
“嗯，好吧，但愿如此，”魏斯表示赞同，一面往帆布袋里收拾工具。他“咋”的一声打开开关，电炉的丝圈渐渐烧红，散发出带着灼热金属气味的于燥的热气。
魏斯有时在晚间帮助蓄电池管理工保利·赖斯整理、洗刷铅板，清除上面的氧化层；两人一边于活、一边聊天。
保利是巴伐利亚人，他父亲有一爿不大的制桶店，能制造木桶和雕花的木质高脚啤酒杯。
保利心广体胖，为人温厚。他把自己在喝啤酒比赛中多次荣获冠军所得的纪念章拿给魏斯看，并解释说：“虽然这在后来损害了健康，但是对制桶店来说却是再好不过的广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两天，血腥屠杀犹太人的浊浪席卷第三帝国。保利在那两天内把扎里茨曼医生一家藏在自己的店里，因为医生曾在保利患肠扭结奄奄一息时给他作过一次大胆的，而主要是免费的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有人秘密告发了保利。
保利是国家社会党党员。他被交付荣誉法庭审判，开除党籍，发配劳改营。
保利提起往事，委屈地掀起了厚厚的嘴唇。
“我在荣誉法庭上一口咬定，我那样做纯粹出于业务上的原因。我算了算：我欠扎里茨曼的钱不下五百马克，这可是一大笔钱。拒绝给扎里茨曼提供庇护所，就会被人家认为我想赖债。这会损害我父亲企业的信誉。”
“真是这样吗？”
“一点儿没错。许多人为了赖债，就向盖世太保告债主的密。”
“只告犹太人吗？”
“岂止犹太人！想赖谁的债，就告谁。”他又自豪地说：“我们赖斯家族的人都是制桶匠，有三位祖先还是车间的掌旗人。赖斯家族从来没有人在营业上干不光彩的事。”
“是不是说，如果您不欠医生的债，就不会把他藏起来了？”
保利支吾其辞地说：“我们弟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