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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一座墓穴，一群死人在里面游荡，而每个死人都想装成活人的样子。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忙得不可开交，人们不停地把他请到一边去——时而这一个，时而那一个忧心忡忡地对他窃窃私语。眼下，党卫队经济行政管理局是帝国的一个主要支柱：只要帝国存在一天，它就要为帝国的这些活动家提供财政保障。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来者不拒，向每个人—一作出十分慷慨而又令人快慰的许诺。人家对他也许以重金作为报答。对此他只能怀疑地摇摇头，因为他非常清楚，人家哄骗他就象他有意哄骗别人一样。他本人主管财务，负责向国外银行转拨外币和黄金，以假名办理活期存款户头。这些冒名顶替的单据由国外谍报技术处制作得天衣无缝，其中一部分单据已被维利据为已有。他不打算携带大批笨重的手提箱逃往西方；为了稳妥可靠地存放这些单据，一只双底的破手提包就足够了。凭银行单据取款他是办得到的。首先要了解并决定下来的是，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哪家企业最可靠，最有利。维利知道自己已成了百万富翁，所以才显得如此谦虚，殷勤地向别人作出各种许诺。
他耐心地听着凯特尔的高论。凯特尔在同他商讨自己的金融业务之前信赖地对他说。
“元首没有失去希望，绝对没有。霍亨洛厄伯爵还能以元首的名义同英美谈判。元首对美国寄以特别的希望。您若看到元首获悉罗斯福的死讯时是什么样子就好了。他高兴得简直跟个孩子一样。您知道，他是个清教徒式的人，平时滴酒不沾，可这回他却要喝香摈酒。为什么罗斯福死得这么晚？若是死在一年以前就好了！杜鲁门当总统太晚了。”他非常激动地说：“我们早就知道他同情我们、如果当时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偷偷地安插些代理人，除掉罗斯福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是非常精于此道的。希姆莱可差远了。希姆莱算老几？一个笨头笨脑的蠢货。在集中营问题上的过失，元首不会饶怨他。鲍曼认为希姆莱同英美代理人举行谈判是一种背叛，并提出将他开除出纳粹党。但主要的问题是集中营。他真是胆大包天，还竟敢把消灭一千一百万囚犯这件事算作他个人的功劳！其余的囚犯他并没有消灭。在什么条件下？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就凭这一条，处以绞刑都算便宜他！”
维利毕恭毕敬地向凯特尔报告了党卫队经济行政管理局在中立国银行办理冒名的活期存款户头所采取的措施。他们的姓名已经写入保安局技术处制作的单据，并将单据送交存款人。
“太好了，”凯特尔说。“我还要考虑一下，哪种办法对我最合适。”
帝国的这些衣冠楚楚的头面人物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汽车房里，低声交谈着，脸上保持着通常给人送葬的那种悲痛、严肃的神情。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眼看同龄人去世的感慨；每个人都惶恐不安地想道，他本人是否有死者生前的症状。
正象在送葬时人们喜欢谈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一样，在场的人也都怀着一种特别的希望相互打听消息：为了对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杜鲁门和邱吉尔是否打算“拯救”日尔曼帝国。
海因里希在一伙伙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谛听着这些谈话。他一边听着这些只有死路一条的家伙彼此大发议论，一边想着自己的朋友约翰·魏斯，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拯救出来，井使自己成为一名为新德国而斗争的战士。
海因里希不想而且也不能再回他一直住着的那所房子了，在那所房子里，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安置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就在前一天，他从维利的保险柜里取出能够证明纳粹暴行的大量文件。
海因里希完成了约翰·魏斯交给的任务；他已经掌握了确凿的罪证，以后将以新德国的名义把这些罪证提交法庭，对纳粹战犯，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审判。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文件确实交给了纽伦堡国际法庭。
所有这些文件都藏在施图特戈夫教授为他指定的一个密藏点。教授给了海团里希秘密接头暗号，叫他前往设在魏玛工人区的一个德国地下组织去接头。在这里，海因里希换上一套便装，暂时躲藏在一个有很多孩子的工人、共产党员奥托·舒尔兹的家里。
海因里希对舒尔兹谈到，他的叔叔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暗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而他也曾经想处决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一个俄国同志不让他这样做。
舒尔兹怀着深深的同情，静静地听着。
“这个俄国人无疑是您最好的朋友，”舒尔兹说。“他希望您成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不光是因为一个法西斯分子杀害了您的父亲。”
“不错，”海因里希说，“他正是这样的，我的魏斯……”
“他是德国人？”
“不，”海因里希说，“他是地道的俄国人。不过，他是个共产党员，也象您一样。”他自豪地接着说：“他帮助了德国人——象您和您的同志们这样的德国人。”他沉默片刻，最后低声说：“不过，看来他牺牲了……”
“您是否知道他是怎么牺牲的？”
“他救出了集中营的难民。那里关着千千万万的人，各民族的都有，他们来自被法西斯奴役的国家。他常喜欢说，一个人只有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他寸是幸福的……”
“您不知道他的真名吗？”
“不知道，”海因里希说。“但是他救了我，从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地方救了我…”
第七十二章
约翰·魏斯慢慢苏醒过来，但他觉得好象突然挨了一击才神智清醒了——他看见了巴雷舍夫模糊的身影在他面前晃动。这个身影逐渐变小了，好象银幕上的形象，起初不在焦点上，后来突然一下子又显得清楚了。
巴雷舍夫宽宽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白得耀眼的大褂。他呼哧呼哧地坐到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象他们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用惯常的语调认真而又关切地问：
“别洛夫，你怎么了？感到不大好受？”他俯下身来，用刮得光光的面颊贴了贴魏斯的脸，然后挺起腰来说；“你好！外面很热，还是你这儿好，凉快。”他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环视了一下四周。“个人专用的单间病房。”说着从网袋里取出水果和各种食品摆在床头柜上。
魏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巴雷舍夫，以为这个幻影会重新晃动和消失，就象他前些时候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还有视觉，竭力想看清一些东西，而它们很快就消失了一样。但是，随着巴雷舍夫的出现，病房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了，已经不再是幻影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护士有点吃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巴雷舍夫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妹妹，请照莫斯科的办法，给我们泡点浓茶来，可以吗？不然的话，你们总把他当成法西斯分子，光给淡茶喝。”
“没有的事，”护土执拗地说，“我们是一直按照对待自己军官的水平来护理的。”
“好吧，”巴雷舍夫温和地说，“那么就按这个水平泡茶吧！”
据得到的情报，别洛夫正在德国一个小城镇里的驻军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巴雷舍夫上校来到这个医院后，值班医生检查了伤病员名册后告诉他，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别洛夫其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是有一些伤病的苏联军官，但他们中没有上校要找的那个人。
“毕竟还有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吧？”上校并不死心。
“有一个德国人，是保安局的军官。”医生扬起了眉毛，态度坚决地说：“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反对您现在就审问他。这可能彻底破坏他的心理状态。他的伤势极其严重。”医生接着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看他的病历。这是个有经验的老牌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并没象对待战犯一样对待他。对我们医生来说，他只是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
“让我看看，我倒很感兴趣。”
医生把一份病历递给巴雷舍夫。
“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巴雷舍夫看完，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平静。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巴雷舍夫慢条斯理地问道，同时仔细地端详着长颈玻璃水瓶。
“这个人是个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他受了严重神经性外伤，导致神智不清，视觉、听觉和四肢功能暂时衰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自以为是个纳粹‘英雄’。的确，”医生稍停片刻之后又说：“他的变态心理有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他是在自己人中间，住在德国医院。为了不致引起过分的不安，我们设法尽量不去说服他改变想法。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他知道他是俘虏，这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是这样。”巴雷舍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以赞许的口吻说：“当然，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认为，从精神病疗法的观点来看，您的办法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医生说。
巴雷舍夫用手指捏了半天，拿出一支带纸嘴的香烟，倒着塞进了嘴里，刚想点着，又厌恶地把它扔进烟灰缸，担心地问道：“照您看，他会痊愈吗？”
医生耸了耸肩膀说：“您要知道，他遍体微伤。伤口愈合情况还可以，但大脑活动功能——这暂时对我们还是个谜。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一受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整个心理器官就能突然恢复失去的平衡。但也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长时间睡眠疗法上了。神经系统的全面休息一般能产生最佳效果。”
“那好嘛，他能睡着吗？”
“您看，连特效安眠药都不起作用。而且患者往往假睡：眼皮对光线刺激有反应。睡着了的人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巴雷舍夫恳切地说，“您就让我作一个最有效的刺激因素吧。亲爱的，您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啊，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最平凡的英雄，不过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
医生惊奇地盯着他。
巴雷舍夫已经是在央求了：“您看行吗？”随后他坦率地说：“我本人很激动。您给我点，”说着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比如象草酊之类的药。否则我的神经也会受不了的。”
最后，巴雷舍夫终于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从刚一进入别洛夫的病房起他就摆出一副派头，好象他们一直是在一起，而他只是暂时离开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
巴雷舍夫环视一下这间狭窄的病房，然后若有所思地问别洛夫：“你不反对吧，如果在这里，在靠墙的地方给我安排一张病床？当然，我不是伤员，但对医生来说只要是人，总会在他身上找出病来的。”
根据巴雷舍夫的请求，病房里又增加了一张病床。
这工夫他也换上一套住院服，对别洛夫说：“我总想把自己的病治一治，可往往又没有机会。有时我也确实碰上了外科医生，可那是被抬到医院的，想自己走着来看病，从来没有时间。可是毕竟应当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生存。而我们多半是这样：只要身体还能挺得住，也就算了。”他躺到床上，又说了一句：“睡一会儿，怎么样？”接着又不放心地问：你怎么样，能睡着吧？”
别洛夫不安地凝视着巴雷舍夫。
巴雷舍夫按了按电铃，马上进来一位护士，随后又进来一位医生。
“还是请你们给我看看吧，我觉得浑身无力，”他含含糊糊地说，随后又拍了拍他那肌肉发达的有点倾斜的肩膀，问道：“可能是风湿病吧？也许还发烧？”
在医生和护土给他检查的时候，巴雷舍夫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天来。一会儿问医院附近的池塘里有没有鱼，用什么作鱼解；一会儿供应怎么样，这里是否带放电影。
医生和护士走后，别洛夫吃力地问道：“他们是俄罗斯人吗？”
“护土不是，她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人，医生是西伯利亚人，”巴雷舍夫说。“医生是军人，护士没有军职。”
“是俄国解放军，”别洛夫说。
“怎么啦！”巴雷舍夫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到这座苏军医院来？”随后他的口气缓和下来：“萨沙，你放心。要客观地估计形势，不能性急，对各种情况要进行分析。”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睡不着。为了叫你很快睡着，他们给不给你吃什么药？”
“给。但我把药片放在手里弄碎，然后当做灰尘吹掉，使他们找不到，叫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吃药。”他眯起眼睛。“他们想使我入睡，这我知道。”
“你真行，会动脑筋，”巴雷舍夫赞许地说。“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一片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