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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密斯吴不知生死如何，《读书生活》社的稿费不知拿到了没有？
风兄，我的思家的心绪颇为作怪，这是自从有了密斯吴之后才有的，但我并不因此而影响工作。我承认这是我的精神生活的内容的一面，即使我很苦恼，我也只能把苦恼作为生活的本质看待。
风兄，这里的物质生活是苦的，但我们以前不曾有过好日子，现在也再没有好日子过。我们所受的损害只有从侵略者压迫者的身上寻抵偿！
今晚听到九江失守的消息。风兄，武汉在风雨的飘摇中了，中国人不断地在和敌人的残酷的决斗中把自己教育着，使自己长大，这条路诚然是艰苦得很，然而这才是正确的路，伟大的新中国是从这条路去开拓的呵！
望你写回信寄与军部邓子恢主任转我！
祝康健！
密斯屠均此
小弟东平
七月廿七日
胡风原注：王天基是木刻家，逃到武昌后就参加了新四军回到了江南。现在没有消息。
密斯吴是东平的夫人。
晓风补注：“聂、艾、田、萧、端”即聂绀弩、艾青、田间、萧红、端木蕻良。
（十七）1938年10月10日自江苏溧阳城外
风兄：
有一年的光景没有通消息了，武汉陷落时我听到关于你与奚如的许多不好的消息，说你们已经在突围时牺牲了。这消息传来时我写了一个电报稿子请陈司令代拍与《新华日报》问你们的消息，但陈司令告诉我你们已安然到达重庆，这平安的消息是黄源同志告诉他的。奇怪的是听到那惊险的消息时情绪上并没有什么激动，仿佛那是必然的一件事，而我自己正准备着以同样的不幸的消息送达给你们，这也许是我受过了短期锻炼的结果，是一种进步，然而同时也令我警惕，战争使我们的生命单纯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我不时的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最标本的战士应该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所谓战士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这显然是一种畸形的有缺憾的感觉，而我自己正在防备着这生命的单纯化，这过分的单纯化无疑的是从战争中传染到的疾病。不久又传来了重庆大轰炸的消息，我简直说不出什么来，只是暗中为你们做默祷而已。
我在这里的生活情形绀弩同志可以告诉你一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只是身体很好，战斗的艰苦的生活显然吃不了我，也没有什么疾病，仿佛这杀人盈野的战场比上海东京还要卫生一些，这当然又是生活工作有规律的缘故，这一点可以告慰你们。
绀弩兄我们本希望他不要回去，但他自己考虑的结果以为回去对于自己较为适合，如果是这样，回去也应该赞成。远祝你们有一个比较称心遂意的工作场所，远祝你们开辟出新的绚烂的天地！
奚如、山、草明诸兄也很久没有通讯，这里有给山兄的信请你设法转给他。对于旧时的好友都有着不泯不灭的系念。
我的文章现在简直无法再坚持了，精神上在各方面都觉得爽快，只有这一点令我惶惶不安，现在又养成了这样的脾气：小的不写，要写，要写长的，大的，长的大的不易写，那么根本什么都没有写得成。特别因为我现在对于写东西还是保留着过去亭子间的习惯，常常把文章与工作对立起来，文章与工作互相妨害，好在这里的同志都了解：文章也即是工作。
希望你有信与我，我又盼望能接到你编的那个集子。密斯吴一点消息也没有。密斯屠好么？请代问候她。致战友的敬礼。
奚如兄均此
小弟东平上
双十节于溧阳城外
晓风补注：“山”、“山兄”即欧阳山，见前注；“草明”（1913— ），作家，左联盟员；“你编的那个集子”即胡风为东平编的报告文学与小说集《第七连》，列入了《七月文丛》，后于1940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十八）1939年11月1日自××
风兄：
昨日从邮政寄上一信，恐怕不能收到，因此再寄一信。柏山来前方，《七月》二期也收到了〔1〕。关于《李陵》与《夹谷》，为什么奚如会有这个态度，总是令我怀疑，我以为以奚如的身份、地位以及朋友的关系上，总不应爆发这件事，以前老周就是过于滥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动辄以帽子戴给别人，以为不费吹灰之力而可以打倒论敌，而胡风所以终未被打倒者正有他的不能打倒的骨干，我想这是用不着加以辩解的。我与白丁曾经讨论过，这两篇文章，我们以为《李陵》这文章可以用不着发表，但既然发表也没有问题，因为总是一篇无关大旨的文章，因为它所表示出来的并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一面。至于《夹谷》，看来还是一篇好文章，萧军的写法常爱从反面侧面去提出论据，因此未能如宣传员似的站在前头去大喊大叫，但我素来是反对大喊大叫的，因此你看我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句口号。我们以为你尽可以不必去管这些，但与奚如的工作关系以及情感的恢复倒是必可的，如果奚如要板起面孔再来一套，那无论如何是一种损失。
我现在已开始在写一个长篇，时时感觉着应该努力，希望能不枉费许多朋友的鼓励，但在这环境中要写出好文章来是不容易的。
密斯吴通讯处在“香港深水埗长沙湾道二百六十四号保德堂转交吴笑”。那三十元希望你寄一半与她。一半寄与我，非常麻烦你，今日接她来信说从未接到我半个钱，她过着非常悲惨的日子。
绀弩回去了，一切由他告诉你吧，我的新女友颇好，谢谢。祝康健
欧阳山草明处曾托绀弩带信去，望他们有来信。他们如何，非常挂念。
小弟东平上
十一月一日
寄汇票时注意另寄一信说明款额及收款人，以作领款的证明书，否则不能领到。香港是这个臭规矩。
白丁的稿子《第一枪》不知已收到否？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好，他署名是“平羽”，望你能把它发表。我们现同在一支队，天天讨论文艺问题，他正想把写文章这工作紧张起来。
胡风原注：这里所提的纠纷是——《七月》复刊前，那位奚如寄来了一篇小说，想赶第一期发表，但那是非常公式化的虚伪的东西，我没有刊登。出版后，他写信来大发脾气，攻击那一期里面的《峡谷》和《李陵》是反动的作品。奚如和东平与我是五六年的朋友，当时还处在极有威望的地位上面，所以写信给东平的时候提到了这一件事。
晓风补注：信末两段附言，在《希望》刊出时未加上，现附上。
注释：
〔1〕“柏山”即彭柏山（彭冰山）（1910－1968），胡风和东平在左联时的朋友，作家。此时也来到新四军中；《李陵》（作者姚姒）和《夹谷》（作者萧军）均刊登于《七月》第四集第1期（复刊后的第1期）上；“老周”指周扬；“一个长篇”大概是指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白丁”即徐平羽（1906－1986），胡风和东平在左联时的朋友，作家。通讯《第一枪》后发表于《七月》第五集第2期上。
《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序
？ 张立文
薛其林博士好学深思，孜孜不倦，今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成《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此一时期各种思潮和各派学术已有深入研究，但仍未有从学术研究方法论视角来系统总结此一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专著，故谓之具有开创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是指工具。人要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完善其工具。器便成为做好事的先决条件。做学问的工具，是为方法。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是指获取知识的一种工具，即逻辑方法。他认为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或工具，才能进行科学或哲学的研究。对方法的自觉反思，是人的理论理性的觉醒。中国古代虽然做事、做学问都讲工具或方法，但往往是学与术、知识与方法浑沦不二，没有把“术”从“学”中独立出来，这就限制了“术”的发展，即方法论的建构。虽然自汉以来对经典的诠释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考据方法与义理方法的论争，以及乾嘉时期的汉学与宋学之辩等，但其缺失亦十分显著：
其一是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学术活动作为一种意识活动，与意识形态并非一码事，而具有独立性。意识形态往往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学术则是关于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真、善、美的活动，是知识与方法积淀和提升的系统概括。学术意识活动是求真、善、美之知的活动，是学术科学研究的需要，与政治并无太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方法，作为求真、善、美之知的方法或工具，亦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把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方法直接与政治挂钩，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不仅导致学术长青之树的枯萎，而且导致学术方法这把“利器”的锈钝。这是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理论性系统方法论体系的原因。
其二，囿于正统和地位之争。学术研究的方法既与学术本身浑沦不二，学术的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之争，便把传统不同解经方法亦纳入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的框架之内，使本来与此无关的研究方法，亦成为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的方法论。无论是古文或今文、考据与义理，还是汉学与宋学，只要一家一派成为正统，就排斥其他一家一派为非正统。这样就把学术与学术研究方法的论争转换成正统与非正统的地位之争，其结果不仅压制、扼杀了众多学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亦限制、禁锢了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争鸣，以及诸多方法的竞放异彩，各呈所能。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论薄弱、落后的原因之一。
其三，蔽于古必真、汉皆好。其实，真与不真、好与不好，都是主体人的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真与不真、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同理，古与今、汉与宋亦是相对的。惠栋所谓古，是经秦焚书坑儒以后所耳闻口述而记载下来的及未被焚的文本，汉儒并未见今人所见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太一生水》以及其他儒家《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语丛》等名篇竹简文本。乾嘉学者崇古，是指汉儒所注和整理的文本，根本未见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等书，更未见郭店楚墓及其他汉墓竹简等。所以古未必真、汉亦未必好。但在古必真、汉皆好的误导下，培育了尊古、崇古、信古的意识，从而限制、禁锢了创新意识，给学术和学术研究方法，造成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流弊，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力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十多年的帝制，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打破封闭，敞开胸怀迎接西方各种学说、观念及方法，并采取拿来主义姿态，试图拿来就用，期望一用就灵，同时亦自觉接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以改变中国传统的陈旧的方法，以图跟上西方。蔡元培在1918年8月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上卷）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第二是形式问题。“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这里所谓形式是指体例、指导理念及方法等，因此，蔡氏在评价胡氏此书的“特长”时首先指出：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都与研究方法相关联。
然而，当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像潮水一样涌进，激烈冲击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时，便出现了两种情境：一是激活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给中国学术研究方法送来了新的参照系、新气象，换言之注入了新的激素。二是淹没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有全部拿来照办之意，从而忽视了如何使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实际相结合，即在冲突中融合，创造出适应中国学术研究新方法的问题。
中国学术需要纳入世界，需要走向世界，需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汲收世界（包括西方）优秀学术，亦需要学习世界优秀文化的研究方法，“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但往往不知不觉中丧失自身学术的主体性、自主性，而成为某一种学术或研究方法的附庸。自清以来，除皇帝一人外，全国所有人都是“奴才”。中国人三百年的“奴才”做惯了，滋长了一种“奴才意识”，于是皇帝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一旦换了主子，也会心安理得也做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