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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虽然无罪释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他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个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蛰居家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办理户口，必须迁户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在这位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也就在这一天，丽扎在外国语师范学院参加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教育史的考试。祖国的神圣领土遭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直接出力。但由于她是外国人的妻子，这个外国人又是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她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级中学当法语教师。因战争已发生，学校已撤离，她实际上没有工作。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国军队迫近莫斯科时，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修工事，挖战壕，并参加防空警戒。作为防空队的一员，他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他完全忘记了个人得失遭遇，从无半句怨言。
同年8月，丽扎偕同母亲、嫂子、侄子作为李立三的家属撤退到伏尔加河畔的瓦西里耶夫索尔斯克一所中学教法语。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同年10月16日，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随所在的出版社紧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丽扎接到李立三发去的电报，带着家人赶在伏尔加河封冻以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来到恩格斯城与李立三团聚。
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迷梦，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1942年7月，丽扎随一部分重点单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担任装帧设计和法文编辑，兼任出版社共青团书记。出版社根据苏军政治部的指示，印制了多种外国文字的对敌宣传品。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同仇敌忾，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鼓舞红军战士瓦解法西斯战争的辛勤劳动，她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人们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妇在内，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劳动种地，李立三夫妇与中国同志编成一个生产小组，他们小组种植的马铃薯总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苏联同志纷纷羡慕说，中国人真会种地……
在极端艰难的岁月中，丽扎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忠贞的生活伴侣，始终与李立三在一起，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经受了政治与生活的严峻考验。丽扎也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
六、秘密使命：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没有，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在屋内搜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刘长胜把鞋底撬开，拿出部分钱来，对那伙商人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关做生意。”那伙商人见刘长胜有钱很高兴，就让他一路同行，合伙做起生意来。
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2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经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于1935年11月初 （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一一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各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7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到这时，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此际，李立三与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后，正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一一索契，苏共中央的疗养院度“蜜月”。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的举动，让尚处在幸福之中的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
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当然很快就把电报译出来了。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