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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立三在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观点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地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在谈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的联合时，李立三指出：“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助力，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地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
在谈到中国革命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时，李立三又指出：“中国是比俄国更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民问题，比当时俄国还要严重。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决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资本主义消灭了这一过渡阶级的农民群众，再来举行革命，这就是所谓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有革命高潮的根本观点吧。实际上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只有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了。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是更加危险的倾向。”
李立三最后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这篇文章实际上揭开了党内反对托陈反对派斗争的序幕。
这以后，他还写了《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谬论。
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陈反对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胡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六、立此存照：与李立三有关的几件大事
之一、李立三与“左联”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曾主动关心并过问过“左联”的工作。
“左联”的诞生是六大以后党中央正式出面领导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以前，历届党中央都没有过问过文艺工作。作为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为组织“左联”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20年代初，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主要由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团体，如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的创造社，还有太阳社等。他们在党的影响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活动。但是党组织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文艺运动。1927年后，这些团体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的主要成员，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称“普罗文学运动”）的纲领。
由于受“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政策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文艺团体也发生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在与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作斗争的同时，于1928年春又开始了对鲁迅先生的攻击，从而引起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激烈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党的六大以后还在进行。
在贯彻六大决议过程中，李立三发现和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在接任宣传部长职务之后，便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后吴黎平从莫斯科回来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后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了统一对敌，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的决定。李立三直接部署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
据《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向吴黎平转告党中央的意见：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尊重、团结鲁迅，准备成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群众组织。
与此同时，李立三布置吴黎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意图并征求他的意见。潘汉年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冯雪峰、鲁迅谈话协商，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将“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筹组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提议，也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完全同意这一革命名称。
做了上述工作之后，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不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黎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拟定了“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了“左联”纲领，党中央也讨论决定了成立“左联”的具体工作计划。
决定在“左联”内成立以潘汉年为书记的党组，直属中宣部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0年3月2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两人商讨过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请鲁迅面晤，在谈到当时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搞成“韧战”、持久战，不应赤膊上阵。事后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经发昏的头上浇了点冷水。
之二、李立三与“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负责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期间，护送刘伯承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一例：
据林聪写的《李克农传略》记载：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便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排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李克农带着刘伯承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
之三、李立三与中共早期无线电事业的开创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之四、李立三与“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