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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之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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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凡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人,大都还记得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对于李立三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自己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是这样说明的:
  “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启事”(即毛泽东的“二十八画生访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见斯诺:《西行漫记》1960年2月版第115、116页)
  当秘书的我们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说的不尽一致。一天晚饭后,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时,我们直接向他提出疑问。
  他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风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久严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曝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他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于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一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澤枺鲎郑檬恰嘶3鲇诤闷嫘模颐蔷腿チ恕!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关于李立三应毛泽东“征友”前往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节,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的《自述》中就曾经写道:“毛泽东同志公布征友启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应为斯诺)所记载的毛泽东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与我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出入,不过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后不久写的,只是他对有出入的情节没有具体叙述。
  对毛泽东“征友”的记述,其他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伫立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定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同学陈君圣皋同往。
  《毛泽东研究事典》第4页说: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
  张聿温著《中国革命家逸事》第3-4页说:1915年秋天,长沙各重要学校都收到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是用蜡版油印的,约二三百字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中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而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三、程潜送李立三上大学
  李立三生前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么,程潜,这位当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义将领,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李立三对当时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疾恶如仇,他愤然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学教师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护国军,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强,他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一次,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唉”,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使这个司令官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随之,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问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结果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还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离开了护国军。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价,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李立三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去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的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
  在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时的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引起在座人哈哈大笑。

2。初露锋芒在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和领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气方刚的他,在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蔡和森的意见不合,并未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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