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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广州丝织机行的“西家行”，是同资方“东家行”相对的工人组织。而象
佛山熟铁业、绫帽业中的行会，则是，其“首要职能已成为解决东（资方）
⑤
西 （工人）之间的矛盾，调整东、西之间关系”的行会组织。
③嘉道时期手工业生产的萎缩。清代的手工业尚不能脱离对农业的依存
而独立发展，其政治力量则更其脆弱。和农民相似，手工业者一面受地主、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一面受专制封建国家的压抑与统治。乾
隆盛期，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官僚、地主阶级消费的推
动。这种消费也造成了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然而，支持这种繁荣的基础，
归根结蒂是地租和由田赋转化的政府地方性开支。乾嘉之际，这样的基础已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而开始动摇。嘉道时期，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
银外流，这一基础显得愈来愈不稳，以至出现上下交困，经济全面衰退趋势。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
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
⑤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七。
⑥ 《明清史料》，已编第十本，《福建巡抚刘揭贴》，乾隆八年。
⑦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⑧ 乾隆《瑞金县志》卷二。
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③ 佛山石湾《陶艺花盘行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④ 广东文史馆： 《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
⑤ 王宏钧、刘如仲：《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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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在面临社会总购买力下降和封建盘剥层层加紧情况下，
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丝织业由于嘉道年间灾荒频仍，生丝价格成倍上涨，而成品价格因购买
力薄弱而上不去，以致商人无利可图，机户罢机，织工生计日微。嘉庆九年
（1804年），苏州在一场大水灾后，因“年饥，织工多废业”，遂致丝织业
①
一蹶不振 。南京，也因“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减”，至嘉庆十九年（1814
②
年）出现了“机坊大坏，失业尤多”的景象。
江南的棉纺织业，由于牙行制的强大，不仅手工工场难以发展，而且相
当多的家庭手工业者在牙侩商人欺压和高利贷盘剥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如嘉定的布行、布庄，往往”将低银小钱收买布花”，“挜派低钱，假称输
税，以十折八”，甚至有牙侩“拦截通津桥港，用强拉买，贱价轻戥，并串
③
同奸匠兑换七八成色银，及挜搭假银者”。这种使用低钱的诈取方式；自明
末直至清代依然如故。其根本原因是，牙行须领牙贴，具有官商身份，小生
产者畏其垄断权而终不敢反抗。
国家让利政策的收回和军事镇压，是造成工业萎缩的一个直接原因。如
云南的铜矿开采，康熙时，国家除“十分抽二”外，余听发卖，同时“严禁
④
别开官硐”，以使商民“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雍乾以后，国家收
回了余听发卖政策，代之以官府给价收买。由于官府给价苛刻，每使商人亏
本，如云南铜矿，官府收买价往往低于成本6钱至7钱。广西回头山等处铜
矿，“十分内以二八抽课，余铜八分，照定价每百斤给价六两八钱收买”，
所给铜价“实属不敷”工本。在湖南，弓家岭等处铜矿，“先抽二八沙税，
炼出铜铅，照例二八抽收，所有余铜，每百斤给银十二两收买供铸”，商人
①
无利可图，以致弃置而报荒 。生产规模的萎缩，导致铜产量急剧下降。乾隆
三十一年（1766年）铜产量14674481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降到了
②
10574916斤，减少近30％。此外，如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许多由厚资商人
出本，颇具规模的炼铁厂、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工场，经过白莲教起义之后，
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破坏，至道光初，在卢坤作调查时，山内手工业已
③
远非昔比 。
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然经济，也对工业横加摧残。如安徽
黟县禁止开煤烧灰，“境内田少山多，贫民惟借樵采，每日负薪易米，以资
④
口食。若烧石灰，尽用煤石，则卖柴者少，贫民生计更绌”。福建沙县禁止
⑤
水碓用于工业生产，是因为水碓“斩断平流，大伤县脉”。道光时，闽阳崇、
瓯宁禁开茶厂，理由是，“田不加辟，而岁多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① 钱士锜： 《吴门补乘续编》卷一。
② 甘熙： 《白下琐言》卷八。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
④ 清师范： 《滇系》卷八，蔡毓荣筹滇第四疏《理财议》。
①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③ 卢坤：《秦疆治略》。
④ 《黟县志》卷一一，《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⑤ 《沙县志》卷九，《除船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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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江西新城（今黎川）嘉庆十年 （1805年）《大荒公禁栽烟约》中，“雇
工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农家妇
①
女，饁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嘉道时
期，各种因素的虬洁，使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倒退，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
本的侵入，中国手工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3）商业和对外贸易
①康熙时期的商业政策和外贸体制的建立。康熙初期，百废待兴，商业
的恢复，是政府工作重要的一环。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说“重农”，
但对商业不歧视。还在康熙亲政前，清政府即开始整顿流通领域秩序。康熙
四年（1665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一律照定额征收，并革除了“溢额”
②
与“加级”挂钩的敝政，宣布“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第二年，
在命令直隶各省设立税所的同时，要求将税则刻木立榜，“照示商民，照额
③
征收”；“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在全
国统一后，清政府对币制和度量衡制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
④
年）又规定光禄寺置办各色物品，一律照市价给值，以免铺户亏损 。用康熙
的话说，“商民为四民之一”，“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
⑤
何必刻剥之”。由于清初政治清明和政府为正常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环
境，国内商业很快得到了恢复。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解除了“迁海”令。次年，
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于广州、漳州、宁波
和云台山四处设置海关，作为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口岸。这四处历史上基本都
有贡舶贸易传统。自建海关后，海关权力扩大。海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
政管辖。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不受督抚节制，并有独立制订关
税则例权。
关于当时的关税制度，以粤海关为例，订有正税和杂税两大项。正税又
分货税和船钞两项。其中货税，指进口货物的从量税，如“天鹅绒每匹税四
①
两”；船钞指商船额税，按船舶面积大小和国籍区别征收。如来自东南诸国
的“东洋船”，一等船（18平方丈）征税1400两，二等（15。4平方丈）征
税1100两，三等船（12平方丈）征税600两，四等船（8平方丈）征税400
②
两 ；来自欧美诸国的“西洋船”，一等船征税3500两，二等船征税3000
两，三等船征税2500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改为“西洋船”照
“东洋船”例征收。杂税主要有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名目。分头是除
③
货物从量之外加征的货物从价税，如“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担头，
⑥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① 同治《新城县志》卷一。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
④ 《清圣祖实录》一二○。
⑤ 《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六。
① 《嘉庆户部则例》卷八七。
②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七。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征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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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附加的从量税，按担征银一至四分。规礼，是海关官吏例行陋规，无
常数。耗羡指“火耗”，加二征收（雍正以后，改为减半征收）。
随着海关制度的建立，在旧有的封建牙行制基础上就相应地分离出一种
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和牙行一样，洋行商人须领行贴，具有官商身份。
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商税制度规定：凡“来广东本地兴贩，一切落地
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
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 （行）商（人）自
①
赴关部（粤海关）纳税”。这样，洋行就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洋
行商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买办”的前身。康熙时期海关制度的创建，在中国
近代外贸管理体制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对于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当时政府对船只规范和申报手续都有严格规
定。例如出海贸易的商船，载重量限于500石以下，横梁不得超过一丈八尺，
船身前后须刻有“商”字样，两旁刻省州县几号货船，并须由地方官印烙。
海商须预先取具连环保结，才能向州县申领执照。
自开海贸易后，清代初期的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数额
不大。外国商人主要来自同中国有传统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西方诸国除
原有的澳门葡萄牙商人外，只有英国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于广州正式
设立商馆。康熙五十五年，又因吕宋等地经常容留汉人，禁止了南洋贸易。
反之，由于开放了海禁，自康熙二十四年后，仅关东豆、麦，每年由北洋航
线运抵上海的数量即达千余万石，大大便利了国内的商品流通。
②雍乾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雍乾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地域分工逐渐明显。较
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