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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死亡或免役（年满60）减少时，必须有可顶补的“滋生人丁”（16岁），
才能维持原来的税负水平。当时规定的顶补办法是，先由本户新添者 （“丁
系于户”）顶补，如本户没有，由亲族丁多者顶补，如还没有，由同甲粮多
① 《雩都县志》卷一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③ 《清史稿》卷一二六。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三。
⑤ “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工、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未尝偶忘，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清阮葵生：
《茶余客话》卷一）。
① 《清史稿》卷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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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顶补。这样，就发生了如下情况：一甲之内滋生人丁多，除顶补外，尚有
余丁，按丁税原额分摊，税负就轻；一甲之内滋生人丁恰够顶补，税负不变；
一甲之内滋生人丁少，丁多者亲族或粮多者负担就较重。而且，若由同甲粮
多者顶补，则又是将丁税移到了地税。很自然，这种顶补办法会造成税负不
均和征收上的不便。另外，地方的下层官吏往往通过造册从中舞弊，或同缙
绅地主勾结将后者税负转嫁到百姓头上。特别是，当人户因各种原因流散时，
①
就会出现“户倒累甲”、“丁银难收”的局面。这不仅引致农民抗税，而且
影响财政收入。
雍正即位 （1723年）后，为稳定国家丁税收入，开始推行“摊丁入亩”
②
制度，下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在中国
封建晚期，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逐渐松弛，将固定的丁税摊入当地的田赋，
将它和土地捆绑在一起，是最牢靠的办法。
至于具体计摊方法，政府不作统一规定。因此当时在福建、山东、河南、
河东、河西、江西、广西、湖北等省采取的是按田赋银（两）计算应摊丁银。
江苏、安徽以税田 （亩）为基础，参考土地等级，计算应摊丁银。湖南等省
则以地粮 （石）为基准，计算应摊丁银。由于各地丁税额是既定的，不管哪
种方法，都极为方便。
“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也是对各个阶层利益的调整。它客观上体现
了地多多负担，地少少负担，没地不负担的合理承担原则。根据雍正六年（1728
年）和乾隆元年（1725年）规定，缙绅地主必须按占有土地计摊丁银。自耕
农土地有限，影响不大，如山东按田赋银 （两）计算，应摊丁银为1钱1分
5厘，湖南按地粮 （石）计算，应摊丁银为1毫到8钱6分。至于无地的佃
农，就不再负担丁税。
雍乾时期赋役制度的另一项改革，是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就是官
府在征收钱粮时加收的预计损耗结余。预计损耗包括：碎银铸成银锭时的“火
耗”，粮食储运过程的“雀耗”、“鼠耗”，以及“脚耗”（脚钱）。这些
名目由于被正式列作附加税，因而同田赋发生联系。但朝廷对各种损耗率没
有统一的法令规定，耗羡就成了合法的贪赃来源。顺治初期曾一度禁止征收
火耗，但始终没有禁绝。康熙在整理田赋中，也曾想禁收火耗，曾两次申禁，
并许民以控告之权，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所谓“居官但在地方安静，即于火
①
耗些微取之，有何不可”。康熙的暖昧态度，客观上对官吏的任意加派起着
怂恿作用，以致有些州县官征收火耗有“每两至四五钱，等于半倍田赋”，
②
在偏僻州县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康熙后期在一些地方发生的
农民暴动，与地方官员借火耗勒索也有关系。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
③
河南省宜阳、渑池等县就发生了农民反抗“以火耗等项借端取银“的暴动。
康熙对这种弊政的容忍，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清初官员的俸禄太低。当时京
官位极人臣的一品官，年俸银不过180两，七品45两，另按俸银每两给俸米
① 清王庆云： 《石渠余记》卷三。
② 《清史稿》卷一二一。
① 《康熙起居注》三册，第二四六三页。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七，钱陈群《条陈耗羡疏》。
③ 《东华录》康熙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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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一斛。外官俸银相同，但无禄米 。
雍正为澄清吏治，健全财政制度，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其要点是：将
官吏的恣意加派划一为法定税率，每两加收火耗1—2钱；耗羡额除部分留归
地方作公费使用外，其余一律上缴国库；从上缴银两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各
级官吏额外津贴，名为“养廉银”，也就是把康熙的“暗贴”变为明贴。当
时的养廉银，从数字上看是惊人的。七品知县年俸银45两，养廉银可达1200
两。而官秩越高，差距越大，河南总督田文镜年俸银150两，养廉银竟达28900
⑤
两 。
显然，封建王朝的任何制度改革，无不从巩固封建统治着眼。摊丁入亩
既保证了田赋收入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工匠和佃农
摆脱了丁银负担。耗羡归公还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关于永田制，它在宋、明时代就已经有了。雍乾时期，随着商品生产的
发展，地主经济受到侵蚀，土地转移频繁。租佃关系也随之由过去的佃仆、
庄奴、伴当世仆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转变到单纯纳租关系。有意思的是，在
这一过程中，从奴隶制飞跃到封建制的满清君主还起着积极的干预作用。雍
①
正五年 （1727年），谕内阁，将“徽州府伴当、宁国府世仆”开豁为良。
后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再度开豁为良一次。然而，随着世代相仍的隶
属关系的废止，过去不存在的“佃权”问题，现在成了佃户与地主斗争的焦
点，并在这基础上出现了为保护各自利益的押租制与永佃制，佃权形态越来
越复杂。
雍乾时代的押租制，是地主阶级在失去超经济剥剂特权后，依靠对土地
的垄断维持其高额地租的手段。在押租制下，佃农在立约时除接受佃约所定
常租外，尚有许多额外负担，其中主要为批礼银。如江西宁都，地主批赁田
山时，“必索佃户批礼银”作为押金，“并创十年一批之说”，以保留期满
抽回另行高价出租的权利，而若”批赁时佃户不能现交礼银，照依银数，每
②
岁入息三分” 。
在佃农方面，特别是在人口相对过剩的南方，农民的抗租斗争，早在康
熙时期就已演变为“霸田”即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江西兴国，继宁都、上杭、崇仁抗租霸佃大风潮后再起风潮，“顽佃李鼎三
煽惑闽广流寓，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统总数千赴县门，挟长官，要
①
求勒石著为例”。到雍乾时期，永佃制在南方地区已广为发展。地主的土地
由此被分割为田骨（土地所有权）与田皮（土地使用权），所谓“佃户之出
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佃权成了一种可典卖的物权，它也和土地
一样，可作为流通的对象。尽管清政府对永佃权的转移亦加限制，“前佃应
②
协同新佃向田主立赁，不许私退”，但事实上，“田皆主佃两业，佃人转卖
③
承耕，田主无能过问”，这已成为总的趋势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④ 《清文献通考》卷四二，国用。
⑤ 《清文献通考》卷四二。
① 《世宗圣训》卷六。
② 《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乾隆三十五年勒石。
① 《兴国县志》卷四六。
② 《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
③ 《切问斋文钞》卷一五，陈绍洙：《江西新城田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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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生产斗争的成果，反映了地主阶级土地垄断权的削弱。佃权的相对稳
定，使农民愿意更多地投入工本，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然而另一方面，在
租佃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坐抽皮租的中间剥削阶层，直接生产者还是无法逃脱
层层剥削。
⑤嘉道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封建政权的财政基础，历来都建立在田赋
上面。田赋表面上是征诸地主，但实际上还是出自直接生产者农民的身上。
乾嘉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出现了农村经济衰退和国家田赋滞纳
现象。
这一时期，影响农村经济的因素，主要可归纳为：土地兼并加速，官吏
浮收勒折严重，以及人口与耕田矛盾突出。
清代在康雍盛世，政治经济曾有过短暂的进步与繁荣。乾隆以后，吏治
腐败，官僚与特许商人相互抱合勾结，国家财政大量被侵吞，社会财富日益
集中到这两部分人手中。而在封建政权限制工贸发展的背景下，日益集中的
货币，又返回到加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投资上。土地兼并在清中叶以后
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乾隆时，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涤刑锏�80
万亩。嘉庆四年 （1799年）抄没和也保锏赝猓械逼�75座，银
号42座，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余万两，金元宝1000个，银元宝1000
个，元宝银940万两，另外还有大量的古玩、玉器、洋货等等。查抄的家产
①
分类编号109宗，对其中1/4资产所作估价，即已超过银2。2亿两 ，相当于
当时国库岁入4千余万两的5倍。然而嘉庆时，广东巡抚百龄依旧拥有田地
② ③
50余万亩 。道光时，直隶总督琦善甚至拥有田地256万余亩 。另一方面，
由于清代实行盐专卖和外贸垄断，培植了一批亦官亦商的大盐商和洋行商
人。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两淮盐商江广达一次捐银200
万两，“以备犒赏”。嘉庆时，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杨州盐商鲍漱芳因
④
积极“输饷”，获得盐运使官衔。道光时，广州公行商人伍浩官的资产，估
⑤
计“共值二千六百万美元”。这些商人资本大多用来购买土地和放高利贷。
其结果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
⑥
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 。
官吏浮收，本是历代田赋征收上的积弊。嘉道时期，特别是道光年间，
由于银价倍增，这种浮收勒折就更为凶狠。嘉庆末年，银钱比价已至1两等
钱1200—1300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前银1两等钱1400—1500文，道
⑦
光十五年后制钱贬值到银1两等钱2000—2200文 。由于清代田赋，银米兼
纳，农民以谷换钱，以钱易银，自然层层受剥削。这些情况，在史料中尤以
嘉道后个别大臣的反映，最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