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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矗频匠嫡疽远�100多米处，也即票房北角的台阶上，预伏在此的手枪营士兵一拥而上，将徐树铮乱枪击毙。
徐树铮之死虽有血债血偿的因素，然对国家却是一大损失，尤其考虑到他在外蒙创立的巨大功勋，更令人感到乱世不恤功臣的悲哀。徐当初离开库伦，是为了襄助段祺瑞对抗直系，此番回国，也是为了扶助段祺瑞渡过危局，其忠心可悯。他的惨遭横死，凸显出军阀混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树铮遇害，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他之一蹶不振，是想当然耳的事情了。“三一八”事件，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七、亲日派？
段祺瑞再次息影津门，自称“正道居士”。他在须磨街的住宅尚未显鞍马冷落，因为不时还有策士说客前来说项，有的更是劝他复出，他也未始没有此意，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北洋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下台已经过去，执掌北京政权的先是北洋的旁枝——奉系，不久，他当年想以武力征服的南方革命党人北伐到黄河流域，迫使奉系改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南北。自此，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破灭。
好在，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政治家。当初他任总长、总理或执政的时候，就保持着极其规律的作息规律。每天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看公事，看完公事即赴其公署。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醒后会客，客来除交谈外，也常对弈几局。下午除下棋外，也起诗社，王揖唐、曹纕蘅、梁鸿志等酬和最多，并自编有一部《正道居集》，同时他也参加过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晚饭则常同棋友或诗友一起，乘兴继续切磋。膳毕则照例打麻将，一般8圈到12圈，也不至于太晚。老朋友冯国璋、张勋等都是亲密的牌友，也有因会“打牌”而博得他的重用的，如傅良佐就被讥为“打牌打出的督军”。而督军团进京开会的时候，他家的牌局最为热闹，许多军政大事，都决定于牌局之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由上可知，段祺瑞对公务是相当懒散的，好在有一个精力充沛又足智多谋的徐树铮做他的军师，否则，诸如府院之争那样繁琐的权力斗争，以及督军团会议那样的复杂人事，他是吃不消的。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不良嗜好，麻将虽是一大弊事，但亦非通宵达旦；而围棋与诗社，则是传统士大夫的共同爱好。他对围棋非常痴迷，水平也很高，长子段宏业受他影响，棋艺堪称国手，曾得到过日本的段位。他还养了一批国手陪自己下棋，如易敬羲、张国英、刘有碧、汪云峰、顾水如等，但最为后人熟知的则是吴清源。1925年，吴清源由顾水如引见给段祺瑞，当时才11岁，不料首盘就把段祺瑞杀得溃不成军，从此吴清源常出入段府，直到东渡日本。吴清源曾回忆道：段祺瑞最擅长的手法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地中活一小块，并自称为“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国时，他曾以棋喻事：“搭个小房子可以，据为己有就不行了。”他如此痴迷围棋，令徐树铮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至于他为什么喜欢围棋，可能是因为家乡合肥一带棋风甚盛，如他的父辈刘铭传就是此道高手，并有棋谱流传至今，而李鸿章一族中也不乏围棋好手。
段祺瑞晚年像
如今，他退隐津门，自然更有时间打点棋艺，生活也不会太过无聊。但是，不久后有了麻烦事，那便是日本人的拉拢。日酋土肥原一直想拉他出山，以在华北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日本人找到他，请他“调停”中日关系，有“就地停战”之语，他回答道：“我们在野之人，若要出面调停，说话就要有根据。以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非易事。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也应由日军先停，因为是日军先开战的。”当时，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斥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日本人之所以倾力拉拢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亲日派。早在袁世凯死后，他便已经迎合日本的“经济援华”政策，谋求所谓“中日亲善”。他之所以力主对德宣战，也是为了取得日本的借款。从1916年底开始，他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具体操作借款事宜，借得的款项名义上用于“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际上用于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5月，他又派徐树铮、王揖唐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军，并可指挥中国军队。此一协定的签订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加快了北洋系内部的分裂。不久，吴佩孚挥师北上，将他赶出了北京。4年后他东山再起，又与张作霖一道采取了亲日反苏的外交政策。
然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亲日派吗？当年袁世凯召集会议讨论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满堂文武或主张接受，或沉默不语，惟有他段祺瑞，虽然身已下野，却愤怒地通电各省，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第二次府院之争时，一次冯国璋约见段祺瑞，问他为什么要向日本举债而打内战，将来如何偿还等等。段祺瑞回答道：“政府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处处缺钱，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他在袁世凯时是赳赳武夫，到了冯国璋时反倒成了雌黄小儿。外债哪里可以不还？结合他后来抛出的《外崇国信宣言》来看，这不过是一席狡辩而已。他一意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攘外必先安内，无钱无饷，是决然做不到的。他的亲日并非出于对日本有多少感情，而是身为弱国总理（或“执政”）的无奈何之举。当时，国际上的几大势力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英美较为接近冯国璋、徐世昌，而苏联支持孙中山、冯玉祥，那么，“亲日”这个最令国人厌恶的名头便只有由他段祺瑞来背了！
所以，他一旦身为布衣，便恢复了他赳赳武夫的血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日本人的拉拢，使他当年保定军校的弟子蒋介石大为担心。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钱永铭迎他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甚恭。次日，蒋介石又陪他拜谒了中山陵。之后，他谢绝了蒋介石提出的留居南京的建议，以探望女儿为名，赴上海定居。他买不起像样的私宅，只好寄寓在霞飞路的陈调元公馆，依旧吃素念佛，下棋作诗。南京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家用，得以维持一大家子和一干部旧的生活。
他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便想藉他之口激励民众的士气。在记者面前，段祺瑞慷慨陈词：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方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念，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几日后在上海，又一次面对记者，他说道：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此时的他，可何尝有一点“亲日”的样子呢？
1925年6月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者在中华门前（原中华门在现天安门广场处，50年代拆除）
他在上海依然冠盖云集，不惟蒋介石常来奉教，如章太炎等名流，亦常来府上拜谒。人虽驳杂，但他始终超然处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接洽，他不加理睬，也从未雇佣保镖。193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然一直未就职。据说，蒋介石一度有意拥他为总统，自己任副总统，此说未必可信。
1934年春，他突患胃溃疡，经治疗后暂愈。随后由蒋介石安排赴庐山调养三个月，车马劳顿，身体转弱。1936年暑间，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致腹泻数日。入秋后腹部又感不适，吐血便血，确诊为胃溃疡复发。这时，医生劝他开荤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来，谈及长城内外国土日危，段祺瑞听后十分悲哀，病情转重，数日后即不治而逝。
他临终留下遗书，内讲“八勿”，忧国忧民之心，复兴中华之志，淋漓满纸，文曰：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的葬礼依照佛教礼仪，当日上海下半旗致哀，各界显要纷来吊唁，挽联之中，亦可见当年仇敌的名字，如冯玉祥致联云：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而吴佩孚的挽联更佳：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众人随其长子宏业的意见，移柩北上，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宏业在八宝山寻找坟地，但始终不能如意，遂一直拖延至日军进城。日军强行征用卧佛寺，段的遗体只好匆忙下葬在西郊一块普通坟地。50年代初，又移厝清河镇。1963年，其侄段宏纲和章士钊又为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为题写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日本人不仅令其死后都不得安生，且强行买走其后人在北京的房产，强行收购其子宏业任总经理的井陉煤矿。段祺瑞生前号称“亲日派”，日本人却对他如此凉薄，对世人而言，真是一个深刻的警戒！日本作为蕞尔岛国，哲学土壤贫瘠，只知惟力是视，趋利往来，全然不知攻城攻心之术，因此纵然带甲千万，也休想征服一寸土地！这样的国家，漫说中华哲学中的“王道”、“霸道”，就是“兵者诡道”都是谈不上的！
一、“绿林学校”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张作霖题刻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