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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湖北军政府原址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阅马厂中央临时搭建的祭坛上进行。黎元洪戎装佩剑,缓步登台,宣读了振聋发聩的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平等,同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百姓和士兵们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走下高台,在众人簇拥下骑马绕场一周,接受欢呼。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在三天半内持有不合作态度,但其态度一旦转变,对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于他的威望足以起到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就是他的才具也远非那些年轻气盛的湖北革命党人所及。他对外国记者能侃侃而谈,对革命立宪两派都能折冲樽俎,确是不二的都督人选。诚如梁山泊的宋江,论造反精神,论武功,都远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一旦坐了第一把交椅,却能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能招揽朝廷的优秀人才,使梁山事业蒸蒸向上,这是晁盖等人万万做不到的。黎元洪与宋江,在上山之前和上山之后,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黎元洪有一点与宋江截然不同。无论梁山事业多么蒸蒸日上,宋江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则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终身以共和为理想。后来,他经历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多次面临生死抉择,他都毫无动摇,甚至曾经举枪自杀,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为彻底。 四、杀武案
黎元洪主政武昌后,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南下的清兵。起初,奉命讨伐湖北革命军的将领是满人荫昌,但由于他所率领的北洋第一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又被革命党人灌输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满人打汉人十分不满,故军次孝感后,即裹足不前,鼓噪不已。荫昌的指挥完全失去效力,遂报告朝廷。朝廷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北洋军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派往前线督师。
湖北新军与北洋军曾在两次秋操中较量过,彼此不算陌生,但是北洋军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装备得以不断更新,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走后,却总是捉襟见肘。到了辛亥年间,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何况湖北新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袁世凯一到前线,北洋军士气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一个月收复汉阳。此时,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以“养敌自重”。在此期间,革命军曾几次反攻,试图夺回汉口,均遭失败。可见,战争的节奏掌握在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手里。这段战事,史称“阳夏之战”。
而阳夏之战中,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其实是黄兴。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受到了黎元洪的热烈欢迎,委以战时总司令之职,全权负责防守和反攻事宜。湖北民军或有不服黄兴指挥者,黎元洪均善言劝导。他又采取刘邦、韩信登台拜将的办法,在阅马场高台之上,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这样一来,不仅打消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怀疑,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威望。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革命党人,由于与黄兴、宋教仁等有旧交情,又认为黄兴才是革命党的领袖,故黄兴等一到武昌,即积极筹划换督之事。胡瑛、蒋翊武、杨王鹏等甚至认为,应推举黄兴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元首,如若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地位在黎元洪之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孙武、刘公、蔡济民、吴兆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武反驳道:“黄兴素有威望,人所共知,但初到武汉,情况不熟,而且又非湖北人,自不应居于黎都督之上。黎都督此次起义以来,名播华夏,且黎都督为湖北人,革命军以独立为号召,鄂人治鄂,名正言顺。”吴兆麟则说:“大敌当前,内部不宜遽变,黎都督若去职,人心必乱。且黄先生是革命领袖,日后革命成功,再由同志推举为全国领袖,前途远大,必不会计较这区区都督名义。”对于这些争论,黄兴自己剀切陈情,自愿担任总司令一职,受黎都督指挥。总之,在阳夏之战中,黎元洪和黄兴的合作是顺利而愉快的。
不久,黄兴因战局不利,提议放弃武昌,顺江而下,与江苏党人会合后北伐。此议遭到了湖北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乃抱愧返沪。众人或不满其做法,黎元洪又尽力为黄兴辩解,但此时,武昌的城防大任已落在了他的身上。此时,清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楚有”号等十余舰只横弋武汉江面,并曾炮击革命军。萨镇冰是黎元洪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黎元洪便以这层关系,给老师写了一封感情摇曳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出任革命军都督并非自愿,但党人和民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以及百姓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令自己大为感动,于是才下决心跟从革命的。他在信末又说:“元洪并非为私事,而是为四万万同胞请命,如今满汉存亡,就在于老师您一人了。”萨镇冰读信后,长叹道:“真不忍见到同胞骨肉相残。”从此,诸舰的炮弹只射往荒郊野外。不久后,萨镇冰麾下的所有舰只都投向革命。
袁世凯复出前,在洹上村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时率军南下顺道来访的荫昌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则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作为北洋军的家长,他对在两次秋操中胜出的南洋将才黎元洪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再加上他早就定下了“养敌自重”的策略,因此两军对垒时,就不愿将黎元洪作为一个硬碰硬的对手。他先派黎元洪的故交刘承恩做说客,说朝廷已经立宪,且开放了党禁,不如见好就收云云。黎元洪收到信后,即轻蔑地掷于地上说:“要讲和,只有等革命军进了北京城时,才或有可能。”他干脆写信给袁世凯,先是一语道破袁的心机,说他“佯装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欲收渔人之利”,然而他话题一转,又写道:“公若能来归,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后人或有据此信认为黎元洪为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虚总统位以待袁世凯倒戈来投,是当时在党人中甚为流行的观点。如阳夏之战中的黄兴就曾致信袁世凯,劝他回师直捣黄龙,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
黎元洪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时,有党人认为袁世凯有可能为革命所用,黎元洪反驳道:“袁世凯是枭雄,又有北洋六镇做资本,是不会受制于人的。”因此,当袁世凯第一次派使求和时,黎元洪即坚决拒绝,并晓之以民族大义。他说:“若要和谈,首先必须要满洲皇帝退位。满人入关之初,即屠杀我汉人。按理我们就该杀完满人来报仇,但如今我们只要他退位,已经够对得起他了。宫保此时出山,任内阁总理,正中了朝廷令我汉人自相残杀的毒计,曾国藩、李鸿章是前车之鉴。”
北洋军攻占汉阳后,扬言要炮轰武昌。迫于压力,黎元洪的态度不得已而转变,他先命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敦请英、美方面调停,随即又正式发出停战呼吁。袁世凯马上响应,将主张继续进攻的冯国璋调开,易以段祺瑞。袁世凯是要“养敌自重”,革命军方面是要“虚席以待(袁世凯)”,双方十分默契,停战范围从湖北扩展至全国各省,停战期从15天续至30天,到12月18日,南北双方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的和谈。
伍廷芳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外交家”
在停战期间,袁世凯本以湖北方面及黎元洪为主要谈判对象,函件中均写明“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故北方代表唐绍仪先期抵达的和谈地点是武汉,并与黎元洪在毡呢厂会晤。但南方代表伍廷芳坚持以上海为和谈地点,北方和湖北方面无奈,只好让唐绍仪去了上海。可见,除湖北同志外,革命党人还是未能把黎元洪当作自己人,因此,武昌作为首义之城,却终究不能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央。
武汉与上海为争中央地位,一度出现裂痕。早在11月9日,黎元洪即通电各省,要求选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然而两天后,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便联合通电,倡议依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十三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总揽内政外交。于是,各省革命党人出现了兵分两路的情况,苏、浙、闽、湘、直、鲁、豫、沪诸省趋上海,赣、粤、桂诸省趋武昌,而上海方面抢先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冠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号。
上海方面且致电黎元洪,要求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武昌才是首义之城,传檄布于天下,已获各国承认,江浙只是响应而已,岂可越俎代庖。上海方面自知理亏,于是退了一步,明确承认政府设在湖北,但坚持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仍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和代表会议理应在同一地方。他为拉拢上海方面,特地任命沪派的核心人物张謇为财政部长,以沪派的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首长,又派居正等人赴沪游说。
历史上的陈胜起义,只因为是首义,农民陈胜便被天下人奉为共主。后来,楚国贵族项梁想立楚怀王为帝,还得先问清楚陈王到底有没有遇难。因此,首义之功功莫大焉,这正是黎元洪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终于,11月底到12月初,各省代表纷纷抵达武汉。由于北洋军炮轰汉阳,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内进行。会议重申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确定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职务,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孙中山
此时,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危急,而江浙革命军却攻占了南京。汉口代表会议中的沪派立即趾高气昂,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会议也移至南京举行。12月4日,江浙沪三都督即在上海召集会议,在未与湖北方面沟通的情况下,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闻讯大怒,心想登坛拜将才几日功夫,便有如此反复,于是通电各省明辨其非。一时之间,有关黎元洪与黄兴孰正孰副的争执甚嚣尘上。而当时舆论,多认为黄兴丢失汉阳,不足以任大元帅。12月12日,黄兴乃发表声明,坚辞大元帅一职,推荐黎元洪出任。南京会议遂正式确认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于是在一个多月内,正副元帅颠来倒去了几次,时人讥之为儿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时南京会议讨论临时总统人选时,本有三个候选,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孙中山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他远在海外,黄兴则是因为汉阳之败,惟黎元洪中流砥柱,更得人心。但是,无论黎元洪还是黄兴,都深知最有可能出任总统的,还是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使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孙中山本来就是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此番回国,又从南洋陈嘉庚等富商处募来巨款,得到拥戴是顺理成章之事。29日,孙中山即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两人互道契阔,惺惺相惜。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即令黎元洪十分不满。原来,在孙中山任命的18个部长和次长中,竟无一个武昌首义的功臣。这一安排大多出于黄兴之手,黄兴显然对汉阳之败后湖北方面对他的质疑和批评未曾忘怀。孙武等湖北党人十分愤怒,遂进言黎元洪,拉拢失意党人和政客如蓝天蔚、谭延辏А⑼跽ⅰ⒅烊鸬热耍谏虾W橹恕懊裆纭保珊辈抛踊瀑┍嗉睹裆毡ā纷魑乇ǎ圃煊呗郏远钥鼓暇4送猓淙凰镏猩揭丫腿瘟偈贝笞芡常柙槿床⑽捶牌笤е啊�
他心目中的总统,仍是袁世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推翻清朝,最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因此,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他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是针对南京方面“建都南京”的提议,提出“建都武昌”。当然,这个建议与国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