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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有成色。
蔡锷文武兼备，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帝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然而，若非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运动，打响反袁的第一枪，北洋系的内讧也许将继续隐藏，而洪宪帝制或许会木已成舟、无以挽回。尤为难得的是，蔡锷是经过一段传奇式的经历，逃回虎口，万里奔命，举起护国大旗的。
蔡锷文武兼资，是民初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帅才。然而，正因为他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并不苟从于革命党的历次运动。在民初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中，他并未加入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而投身较为保守的进步党。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像他这样加入进步党的，只有唐继尧、孙武、张绍曾、阎锡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数人。而进步党的代表人物，则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前朝风云人物。当然，蔡锷之加入进步党，离不开其老师梁启超的援引。宋案后，蔡锷获悉孙中山欲兴师报仇，曾致电力劝“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却不为孙中山所采纳，因而对“二次革命”持有明显的反对态度。
1917年9月，唐继尧被推举为护法军政府元帅
袁世凯对蔡锷的嘉赏，要上溯到1906年的彰德秋操。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24岁的下级青年军官，然袁世凯却巨眼识人，指派他为审判员，印象颇佳。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组织模范团以改革北洋军的时候，即召蔡锷入京，以备大用。但之后袁世凯耽误于称帝之事，不敢轻易改革北洋军，蔡锷遂被虚置，乃日日流连于烟花巷里。到了洪宪帝制中，蔡锷假意推戴袁世凯称帝，暗中与梁启超密议反袁，且一度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终决定回滇护国。当时袁世凯对他的监视十分严密，他在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辗转日本、香港、越南，躲过多次暗杀，才回到昆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是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弟，且是由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早已按计划做好起事准备，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也早已云集昆明。因此，蔡锷和唐继尧发起的护国运动，不仅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国内。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1916年3月23日，在无比失望之下，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此时距改元“洪宪”仅83天。
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自然就是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宧、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呜呼哀哉。“二陈汤”本是一味中药，“送命二陈汤”之说，实在贴切。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之称帝，固然遗臭万年，然而在整个“洪宪帝制”中，贻笑天下的又何止一个袁世凯！筹安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组织的表现已是荒谬绝伦，而之后的国民代表大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1993名代表，以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的议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员又由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领衔，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由此可见，袁世凯之称帝，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也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到了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日暮穷途之时，举国上下又气势汹汹地讨逆惩凶，将所有罪过推在他一个人身上。从黄袍加身到众叛亲离，前后相隔不过100天而已，而100天前列名推戴书的人物，不少又出现在100天后的讨袁檄文上，连光芒万丈的蔡锷将军都如此，何况别人呢！
可是袁世凯既然称帝，就须学习古代帝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罪在朕躬一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岂是那么好做的？ 十三、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像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二十一条”密约摘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21条。主要内容是：
袁世凯墓铁门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施，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此时条款已不足21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尽管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声泪俱下。他说：
袁世凯墓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