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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广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假如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单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重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答应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天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重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重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异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里。还有两个前电影女明星！这些学生中只有大约10％是党员。吸引他们来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西安事变前，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获得的巨大声威。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发明的游击战术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战术。 假如你们不是反战分子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假如你们是，那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你们以前那些辩论，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关于战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场战争假如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打的话，将会把他们带入民主。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他们由分散的小集体组成，他们既是士兵，也是农民…他们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觉悟，也想通过游击战突破日本人的防线。我觉得你们不会对任何战争感爱好的，不是吗？
当时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学日语。学日语的专门学校修建起来了，从政府官员到小学生，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当时日本侵略者散播谣言说中国士兵都是野兽，抓到俘虏会先把他们虐待折磨一番再残忍地杀死。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学日语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这种歪曲事实的谣言。 为了对外宣传，也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这次战争是针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不是日本人民，党内下了命令，游击队要尽量带着俘虏上路。在逼近日军的时候，他们会用扩音器或是扯着嗓门喊，劝日本兵投降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受虐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报道里，霍格说毛泽东曾向他解释过对待战俘的政策，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他未提及在别处会见过毛泽东，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参加了这位党领导作的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 霍格一共采访过六位日本战俘，并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篇短故事。这6个战俘在一次延安文艺演出的晚上为党领导表演了一出话剧。观众席上有毛主席（当时他被这样称呼），他和其他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这6个战俘在经过共产党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队，受到了战友的热烈欢迎，然后马上被处决。 在延安，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所有人都住窑洞。延安地处两条山脉之间狭窄的河谷里，因为害怕遭到敌人的轰炸，这里的人们没敢将这块地方扩展到防护墙以外，而是在山坡松软的土里挖洞。在霍格到达之前，共产党已经扩大了窑洞的规模，把学校、医院、还有市里五所大学的一部分办公室、大礼堂都搬进了这里。窑洞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这样描述道： 在窑洞里，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对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层一层蜂窝似的窑洞。四周的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庙。最显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会出两份报纸，还有很多本书和小册子。这个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里，走进去很阴暗。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后，马上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注视着你。在他脚下，印刷工们往返小跑着，一捆捆的纸和印刷机叮当作响。 延安后来成为了美国罗斯福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美国海军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国政府答应在1937年访问这儿的美国军官。他在报告中着重肯定了游击队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友好友谊、共产党军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支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具体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异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把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但假如你认为中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国记者一样幼稚。 事实上，毛泽东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天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实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天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