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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那些事实，我断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最后我将讨论那个结论同人类起源的假说的关系。
没有理由怀疑，人类起源的一种情况是从类人猿逐步变化而来，另一种情况是和猿类由同一个祖先分支而来。
目前只有一种关于自然作用的学说具有使人满意的证据，可以得到支持；换句话说，只有一种关于一般动物的物种起源假说是有科学根据的。这就是达尔文先生所提出的假说。
我相信达尔文先生已经满意地证明了他所称的“选择”或“选择变异”，在自然界确实存在，而且起着作用。同时，他还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这种选择作用足以产生构造上新的“种”，甚至一些新的“属”。如果动物界的差别仅仅限于构造方面，那么我就应毫不迟疑地认为，达尔文先生已经证实了存在着一种真实的自然界的原因，足以用来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种的起源。
我接受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可以用选择繁育的方法来产生生物种。正如一个物理学方面的哲学家因为已有证据表明假说中的以太的存在，可以接受光的波动学说，或者如一个化学家由于有证据表明原子存在而接受原子学说，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因为它有大量的显而易见的可靠性：它是目前消除和清理所观察的事实中混乱情况的唯一办法；它是从发明分类学的自然系统和开始胚胎学的系统研究以来，给博物学家们提供的最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但是，即使先不考虑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整个自然界现象的类似就提供了一个完善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驳倒那样一种论点，即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的产生仅仅是由于一种称为第二原因的介入所造成的。关于人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由生物产生的力量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理由使我怀疑，从不成形的到成形的，从无机的到有机的，从盲目的力量到有意识的智慧和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界的伟大进程中的相互联系的东西。
科学在确定和阐明真理之后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此书专供科学工作者阅读，那我就应结束，因为我的同行们所尊重的只是证据，确信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服从证据，即使是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但是我希望它能传播到广大有知识的人群中去。当我把一直在进行的那种最小心谨慎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尽量予以公布时，如果大多数读者对我的结论表示反对，而我却不去理睬，那便是不应有的懦怯了。
我将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我们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猿类中仅仅高明一些的种类，只是比你的那些粗野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腿要长一些，脚更结实一些，以及脑子大一些。不管它们看来是如何同我们近似，但是知识的力量、善与恶的意识、人类感情中的怜悯之心，都使我们超越于一切兽类的伙伴之上。”
对此我只能回答说，这种叫喊，如果是适当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我会完全同情。但是我并不是根据大脚趾如何而去确定人类的尊严。相反，也不是因为猿脑也有小海马，所以去讽刺我们失去了尊严。相反，我尽力去排除这种虚荣心。我一直致力于证明人和动物界之间没人比猿猴本身之间还要宽的绝对的构造上的分界线。我更可以就我的信念来说明，企图从心理上来区别人和兽，也同样是徒劳的。甚至情感、智慧等最高级的能力在低等动物中已开始萌芽。同时没人比我更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我更深信，不论人是否由兽类进化而来，但肯定人不属于兽类。没有一个人会轻视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理智的居民的现在的尊严和放弃对他未来的希望。
的确曾听到有些装作是这些问题的权威的人们告诉我，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是不能协调的，人兽同源的信念中包含着人类的兽化和堕落。但果真是如此吗？难道一个聪明的孩子会被一些明显的论点造成思想混乱，肤浅的辩论家们能把这种结论强加于我们吗？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他们的天才是他们时代的光荣）由于确实的历史可能性（就不说必然性），便会从高位上退落下来，说他是某些裸体的无人性的野人的后裔，他的知识仅足以使他比狐狸稍微狡猾些，比老虎更险恶一些，这些说法难道是真实的吗？难道说因为他从前曾是一个卵，用一般的方法不能与一只狗的卵相区别，所以他就得跳起来狂吠，并用四只脚趴在地上？难道说博爱主义者或圣人，因为对人类天性的最简单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出人具有四足兽的利己之心和凶残的欲念，因而就不再致力于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了吗？难道说因为母鸡表示出母性爱，所以人的母性爱也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因为狗有忠诚性，所以人的忠诚性也就毫无价值了？
广大群众的常识就能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些问题。健全的人类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从现实的罪恶和堕落中解脱出来。把思考上的污浊让给讽刺家和“过分的公正者”吧，这些人憎恨一切事物，对于现实世界的高尚品德盲目无知，对人类所占据的崇高地位没有能力去领会。
不但如此，而且善于思考的人，一旦从传统偏见的令人眩目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将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并且从人类过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将会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崇高的未来的信心的合理根据。
人们应该记住，在把文明人与动物界相比时，好似一个阿尔卑斯山上的旅行家，看到那高耸云霄的山岳，不知道那暗黑色岩石和蔷薇色山峰到何处是尽头，天空的云层从何处发生。地质学家告诉他说：这些巍峨的山岳，归根到底只是原始海洋底部的固结的粘土，或是从地下大熔炉中喷出的冷却了的熔渣，与那暗黑色的粘土原是同一物质，但是由于地壳内部的力量而上升到了那壮丽和显得高不可攀的位置。诚然，这位惊异的旅行家，如果在最初拒绝信任地质学家的这番话，那是可以谅解的。
但是地质学家是正确的。适当地思考他的指导，不会减少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好奇心，反而可以在未受教育者的单纯审美直观之外，增添各种崇高的知识力量。
在激情和偏见消失以后，关于生物界里的伟大的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脉——人，我们从博物学家的指导中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并不因为人在物质上和构造上与兽类相同而降低了人类高贵的身分。因为，只有人具有能创造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语言的天才，就凭这种语言，人在他生存的时期逐步积累经验和组织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其他动物中当个体生命结束时就完全消失了。因此，人类现在好像是站在大山顶上一样，远远地高出于他的卑贱伙伴的水平，从他的粗野本性中改变过来，从真理的无限源泉里处处放射出光芒。
关于设立诺贝尔奖的遗嘱①
①此为诺贝尔生前所拟定的第二次遗嘱之主要部分，（第一次遗嘱未生效），拟定时间为1895年11月27日。
作者：诺贝尔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委员会颁发。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王楫 译）
给青年们的一封信
作者：巴甫洛夫
什么是我对于我们祖国献身科学的青年们的希望呢？
首先是循序渐进。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心情激动地谈到这种卓著成效的科学工作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再循序渐进。从一开始工作起，就要在积累知识方面养成严格循序渐进的习惯。
你们在想要攀登到科学顶峰之前，应先通晓科学的初步知识。如未掌握前面的东西，就永远不要着手做后面的东西。永远不要企图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哪怕是用最大胆的推测和假设会掩饰呢。不论这种肥皂泡的色彩多么使你们炫目，但肥皂泡必然是要破裂的，于是你们除了惭愧以外，是会毫无所得的。
要养成谨严和忍耐的习惯。要学会做科学中的细小工作。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
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藉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藉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
但是在研究、实验和观察的时候，要力求不停留在事实的表面上。切勿变成事实的保管人。要洞悉事实发生的底蕴。要坚持不懈地寻求那些支配事实的规律。
第二是谦虚。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不管人们把你们评价得多么高，但你们永远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个毫无所知的人。
切勿让骄傲支配了你们。由于骄傲，你们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由于骄傲，你们会拒绝有益的劝告和友好的帮助，而且由于骄傲，你们会失掉了客观的标准。
在我领导的这个集体内，是互助气氛解决一切。我们大家都被联系到一件共同的事业上，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推进这件共同事业。我们往往是不分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然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共同事业才能赢得胜利。
第三是热情。切记，科学是需要人的毕生精力的。假定你们能有两次生命，这对你们说来也还是不够的。科学是需要人的高度紧张性和很大的热情的。在你们的工作和探讨中要热情澎湃。
我们的祖国给科学家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应该公道说，在我国正把科学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去。简直达到了最广泛的程度。
关于我国青年科学家的地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要知道这方面情形是非常明显的。对你们供给的多，但向你们要求的也多。不论就青年们说，或是就我们说，都要对得起我们祖国寄予科学的厚望，这乃是有关荣誉的问题。
（吴生林 译）
2
展望未来
作者：冯·卡门
科学家预言未来是要冒风险的。因为预测往往会出差错，出了差错难免出乖露丑。从前，关于航空发展前景的一些预言，就不止一次出过洋相。比如1903年杰出的西蒙·纽康教授宣称，除非再发现一条新自然法则，否则，没有气囊根本不可能飞行。然而时隔不久，莱特兄弟就驾驶有翼飞机进行了历史性飞行。
这次失言对纽康教授来说是够难堪的，而5年之后，这位无所畏惧的教授看到早期飞行发展缓慢，再次断言说，任何人都能下这样的结论：将来乘飞机要像今天乘火车一样普及只是一种梦想。很显然，到过现代化机场的人都会对这个说法感到忍俊不住。
我凭经验深知预言错了是什么滋味。话说回来，我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为美国空军制定的远景规划中，有些预测是相当成功的。由于这方面的鼓励，我也想对不远的将来发表一些看法。此外，我年已81岁，就这点来说，预测20年还是相当安全的。因为到了回头验看预测结果的时候，我早已远离尘世，只好在另一个世界的科学殿堂里进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