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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鲁兹和肯德鲁曾先后来到实验室，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依然确信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克里克分别向他们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我们的发现。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绍时，我走下楼去，想到工匠间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属模型是否能在当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们只稍加催促，最后的焊接工作便在两小时后完成了。我们立即用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来建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备齐全。我在一小时内，把各个原子的位置妥善进行了安排，使它们既符合X射线数据，又和立体化学原则相一致。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右旋螺旋，并且两条链方向相反。只有一个人操作这个模型才比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装配就绪，从模型旁让开之后，克里克才去检查我的工作。有一个原子间距比其最适值略短了一些，但并不超出当时公布的标准，因此我也无需为此担忧了。克里克检查了15分钟，虽然他也偶然有几次皱起眉头，使我多少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他并未找出任何差错来。他逐个检查，感到满意后，再去检查另外的原子，间距是否都很合理。我们和奥迪尔一起去吃午饭时，一切看来都很顺利。
在饭桌上，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如何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上。首先应该尽早告诉威尔金斯，可是，想到16个月前的惨败，我们觉得在没有把所有原子间的关系确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暂时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保密。随便拼凑一些看来合理的原子间距，实在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局部看来完全可行，而整个结构却根本不合理。我们估计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互补DNA分子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完全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必须用铅垂线和测量杆精确测量一下核苷酸中所有原子的相对位置。由于双螺旋的对称性，由一个核苷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其他核苷酸的原子位置。
喝过咖啡后，奥迪尔问起，如果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她听说的那样，将会引起一场轰动，她和克里克是否仍要去布鲁克林过那种流放般的生活。或许我们是应该在剑桥继续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我试图打消她的顾虑，就着重指出在美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比比皆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头，女人都穿着白短袜逛大街的。美国的最大长处是那里有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人自由开拓。然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刘望夷 译）
五、科学前沿的展望
●美国著名数学家、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乌拉姆博士认为：“将来影响地球上人类生活面貌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是食物生产和更换的新途径，它将比任何现在词义上的政治…社会…经济进展的影响都大得多”。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惠勒博士曾发问：“爱因斯坦逝世24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呢？”他还预言，今日物理学使我们面临着两个悻论的挑战。
●领导登月计划的美国航天科学家冯·布劳恩预言：空间技术能为地球上的直接的永久的利益服务。他的预言，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实现。
●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人不禁要问它到底有多大。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本杰明·亚历山大，在“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一文中，预测了电脑对人类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如何？这是许多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杨振宁博士曾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预言“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在每个时代总有一两个坚持不懈的志士，具有天赋的创造能力，认定只有确实可靠的事实才能作为科学依据，或者厌恶那种纯怀疑主义的论调，不愿走他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走的舒适的老路，不顾一切荆棘和障碍，迈开大步走他们自己开拓的道路。
——赫胥黎
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借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借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
——巴甫洛夫
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肘，天才科学家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
——卡洛·卢比亚
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普里高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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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12岁进入剑桥大学。1576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随员，后当过律师、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1621年脱离政治生涯，潜心著述。他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自然界、物质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著有《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说文集》、《论古人的智慧》等。
当前知识的状况并非繁荣昌盛，也没有重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已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
我觉得人们不管对自己已有的知识，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正确的理解，而是高估了前者，低估了后者。因此他们要末对自己现有的学艺评价过高，不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要末对自己的力量评价过低，把它花费在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从不堂堂正正地用来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这两点注定了人们在知识的道路故步自封；因为人们既没有鼓起劲来深入钻研的要求，也不抱这个希望。要知道，人之所以要求改进，主要原因在于对已有的知识有看法，如果满足现状，就无意于为将来作准备了。既然如此，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不仅应当、而且绝对必须把我们对于现有成就的过分推崇和赞赏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去掉，适如其分地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些成就，对它们评价过高。
一个人只要仔细看看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书籍，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尽管论述的方法不同，实质上却没有新的内容，因为全部储存的知识乍看起来好像很多，一检查就看出非常贫乏。从价值和用途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因此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像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
我们再看看，如果这类科学里还有点生命力的话，好多世纪以来是决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的。这就是：科学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增加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并未通过讨论得到解决，只是固定了、扩大了。各个学派的传承依然是师徒的传授，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在机械技术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相反地，它们含有一些生命的气息，因而不断地生长，变得更加完善。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它们一般地是粗糙的、笨拙的、不成形的，后来才得到了新的力量，有了比较方便的安排和结构。可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钻研，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了，以至没有达到他们能够达到的完善地步。
与此相反，哲学和精神科学却同神像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颂，但是一点都不动，一步都不前进。不但如此，有时候它们在创始人手里非常繁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人们一旦依从别人，自己不作判断（像那些号称“行走”的参议员一样），同意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那时起，就不是发扬光大科学本身，而是低三下四，为个别的名家涂脂抹粉、扩大跟班队伍了。不要说什么过去科学一直在逐步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并且（十全十美地）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固定下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发明新东西的余地了，剩下的工作只能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琢磨琢磨了。那样倒不错！可是事实上，科学上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非是出于少数人的自负和其他人的懈怠而已。因为在科学的某些部分得到辛勤的治理之后，就会出现某个胆大的人，以提供人们喜好的方法和捷径著名，表面上把它们归结成为一种学艺，实际上却把别人的成就统统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