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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井谦一
我出生在奈良市押熊町的外祖母家。本来我应该随母亲的姓，叫杉沢谦一，可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非常讨厌住在闭塞的地方，在我出生后不久，便搬到大阪府另立门户了。我就是在大阪西城区岸里的新居长大的。
和母亲一样，父亲的老家也在奈良，父亲毅然切断了和这块土地的几百年联系，而在奈良土生土长的母亲也只能默默相随。但父母亲的这个决心并不能切断我对故乡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热爱它。学校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地赶回外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暑期。
当时的押熊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深山小村庄。现在因住宅开发已大为改观的附近山野，曾是我最热衷玩耍的地方。东山离外祖母家不太远，外祖父腰腿能活动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和弟弟们一起比赛，看谁采的野菜、蘑菇最多。西山山麓和一个个池塘，星星点点，分布开来。池水清澈碧透，是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最佳胜地。每天早上，我三下五除二地作完当天的作业，扛起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就和弟弟们一起到各处的钓鱼场去钓鱼。嘴里塞满尚未成熟的杨梅果，鼓着腮帮钓鱼，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除去暑期在外祖母家以外，供我“战天斗地”的场所大部分是在大阪的新居。就是在今天看来，大阪岸里一带仍是一派自然风光，房屋周围还有不少没被利用的荒地。这里曾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里采到了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树枝状，里面是空的，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当我知道它是沉到湖底木头上的铁时，更是格外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矿石是在新居附近的丘陵地带采到的，它的出现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啊，这竟是由我亲自发现的，真是妙极了！
我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在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把家中院内的各式杂草归拢起来，排成一排，自我欣赏。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傻里傻气。进小学后，我的收集对象提高了等级，由植物变为矿物，不久又升级到昆虫。对昆虫的爱好及收集甚至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以至在一次出国途中，差点儿为了几个蝴蝶而误了上飞机。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儿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顶顶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就显得淡薄多了。因为小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念书，而是暑期的临海学舍。
学校每年暑假都要为那些热衷于观察海洋生物的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活动期间，学生们都集中住在海滨的校舍里，因此，临海学舍就成了海洋观察站的代名词。在这里，我们观察过海牛等后鳃类动物在海洋中栖息的情景，也曾带着口袋登上汽艇，在海面上进行大规模采集浮游生物的活动，这一切，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从小学时代的这种课外教育以及在奈良和大阪的自由活动中，汲取了无比宝贵的财富，用来丰富、充实一颗装满未知数的头脑。我指的这些财富也许仅比“玩得浑身是泥”略微成熟一些，但在脑细胞还很娇嫩的童年期就能获得这些财富，已使我终生感激不尽了。
（戚戈平 译）
5
读书教学40年
作者：杨振宁
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4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相片47是吴先生和我1982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71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3个月，等到了U．S．S．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