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稳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对究竟发生什么并没有影响；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签，我们只得服从现实。但是，在人民的共处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种动力。只有我们希望，我们才会行动起来，使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忤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着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个人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动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把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李宝恒 译）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作者：李约瑟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着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mg。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一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