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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灵光-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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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李约瑟 
  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福井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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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教育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生于波士顿。早年生活艰难。1727年在费城组织“共读社”,后发展为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建立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736年当选为州议会秘书。1743年组织美国哲学会。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反英斗争,后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等多种。 

  我自幼即好读,手中偶有点钱便都用以购书。我爱读《天路历程》,我的第一部书便是班扬的这套小书。后来我又将这书卖掉以购买布尔顿的《历史丛书》;书为坊间廉价小本,计不下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少量藏书多属于宗教论战性质,这些我也大都稍加涉猎,但日后每以此为憾事,因为正值我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之年,却苦于无适当的书可读,而我此时已决定将来不作牧师。父亲书中我最耽读不倦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惟有在这部书上我认为我的时光最不虚抛。那里另有笛福书一种,名《计划论》,以及马瑟博士书一种,名《为善论》,这两书对我都有开茅塞之效,对我日后某些重要作为曾发生过相当的启迪作用。 
  这种浓厚的书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进印刷业,尽管此时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这行业。1717年詹姆斯携印刷机与字模等自英格兰归,于波士顿开店营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较父亲强烈,唯下海当水手的念头仍未完全忘怀。考虑此事后果堪忧,父亲遂不再耽搁,立即催我去詹姆斯处作学徒。我推脱过一阵,但终于听从父意,正式立了字据,彼时我还不过12周岁。按合同规定,学徒期满将为21岁,惟最后一年得领伙计工资。不久我对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练,詹姆斯倚重我如左右手。这时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书。利用与书肆学徒相识关系,我有时竟能从那里借上一册小书,但每次必速看速还,不敢污损。有时一本书晚间借回,次日天明即须归还,这时我便一卷在手,连宵赶读,以防到时还不回去,叫人来催。 
  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颇聪明,于各类书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阅读。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或亦不为无利,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绰号黑髯客)就擒事。按两诗格调均不高,不脱克洛柏街腔调;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至可说是我日后的主要立身之阶,因此下文即将说明,处于我当时的环境下,我曾如何学到这点本领。 
  城中当时另有一位嗜书青年,名约翰·柯林斯,与我很熟。有时我们也争论一些问题,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争论和盼望有机会进行互驳,然而这种好辩,这里附带一笔,往往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惯,结果在人们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仅败坏谈兴,制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应有的友谊。我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亲宗教论战书籍的影响。我日后注意到,有修养的人们从来便很少涉入争端,当然下述几种人则是例外,这即是律师、学人以及爱丁堡出身的各类人们。 
  一次柯林斯与我发生了一场争辩,内容系关于妇女受教育有无必要,以及妇女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而且她们天生不适学习。我自己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当然这也多少有点为辩而辩。他的口才比我流畅得多,而且词汇丰富,左右逢源;但我总不兔认为,他的优势却主要来自言词,而不是来自逻辑力量。由于到分手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辨清,而短期内彼此又不可能晤面,于是我便坐下来将我的论据详细写出,然后誊清寄去。他接信即复,我得复再答,如是书来信往,双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亲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些辩论文字,并仔细看了。看后,他没有涉及所论内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点;他认为,在拼写与标点方面,我比我的对手好些(这点当然应归功于印刷所的训练),但在语句的雅驯以及条达清通等方面,我都显有不足,这些他都一一举出实例说明。我觉得他的批评颇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从此更加留意文章写法,锐意精进,以期有成。 
  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这书的文字极佳,因思有意模拟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表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误,加以改正。然而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其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须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须要足句完篇时,再对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纰缀,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的写法与语言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来或者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我练习作文与读书一般多在夜晚工余与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礼拜假日,这时我总是设法一个人躲在印刷所内,尽量逃避礼拜仪式,这一节幼时父亲对我的要求素来极严,而我自己也的确至今把它视作一桩责任,只是我有时感到我无暇履行罢了。 
  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记得为葛林武德所著),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未载有苏格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不久我又购得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个方法的例证则更为详尽。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当时读过沙夫斯柏里与何林斯诸人的书,对我们宗教教义中若干处早有疑义,故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妨认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我不错的话,某事可能如此”。这个习惯,我认为,每当我从事某种措施的推行,需要发表见解和说服人们的时候,往往给我带来极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谈的目的无非为了提供情况、了解情况、使人心悦与使人乐从,因此我深愿一切好心聪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观自是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应有作为。因为那种态度势必要引起反感,招怨树敌,甚至使我们处处遭到失败,这时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语言才能(亦即提供或接受情况与乐趣的才能),也必无济于事。如其你的目的在于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过分自信与专断的态度每每容易产生龃龉,使人不能耐心聆听。如其你的目的在于从他人获取情况和增长知识,但同时对你目前的看法却又表现得十分拘执,厌恶争辩的谦虚人们必将望望然而去之,听任你错误如故。因此,以这种态度出之,既不能为你赢得听话人的好感,也不能获得你所争取者的乐从。 
                        (高健 译) 
    
在贝塔尔舰上的航行

    
作者:达尔文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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