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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依德时代，命名活动还仅停留在针对每个个体的情感内容上，如内驱力等，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说早期发展阶段的所谓内驱力理论。由内驱力理论发展到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也就是说，在客体关系理论的框架中，人际间的情感活动被命名了。如客体分离、客体丧失等等。
从弗洛依德造词的那一刻起，那些词所代表的情感就已经从我们的整体精神活动中独立了出来，变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和控制的对象。这就是西方人的造神模式的翻版：把自己的一部分意识活动取名为上帝，然后让这一部分监督另外一部分；表面看起来，是上帝在控制人类，而实际上是人类在借他的制造物上帝自己控制自己。那些被命名了的情感就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上帝，它们为我们所造，又为我们所用用于把我们内心涌动的非理性的力量置于理性的羁勒之下。
我们重新归纳一下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体与客体没有分离，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在本能的驱动下从事各种活动；第二阶段是，用制造一个精神客体神或上帝的方法将主体与客体分离，主体被独立了出来，人类开始第一次有自我意识，也第一次不仅仅在本能的驱动下行动。这里增加的一个驱动力是，满足人类自己制造的客体的需要；虽然这一客体的需要依然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有着真实的意义。
第三阶段是回归式的，主客体再次合二为一。这很符合中国文化中关于分与合的辨证法，更符合中国哲人们描述的“天人合一” 的境界。
精神分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产物。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是把我们精神世界中非理性的成分充分客体化，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工业化进程是贯穿始终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取得的一切科学和技术成就，都是在客体化控制模式下实现的。
西方人从创神之日起，几千年来都处在第二阶段。所以现代科学技术发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上。有趣又有意义的是，中国文化似乎早在老子、孔子时代就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二千年来，中国的智者对人类以外的存在的态度都是将它们化入自己的腔腹胸襟之中，或者是将自己溶入山河星辰之内。他们从未将自己看成是特殊的一类，他们对客体的态度（如果还有客体的话），就是热爱、描述、把玩、赞美，然后再合为一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将客体主体化。他们满足于大自然的创造，不想再制造一些东西出来，更不用说对制造的东西进行控制了。这也许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中国不是不可以作为现代科技的发源地，而是中国人不愿意那样做。在后来，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精神分析的最高目标不应是分析，而是整合。个人内心深处各种驱力的整合，人际关系中各种冲突的整合，以及最后，人的精神世界与整个大自然精神的整合。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在斯宾洛莎眼里，大自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神。
内驱力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发展已经走过的两个阶段。精神分析下一阶段的发展，必然是对客体化控制模式的超越。
恐 惧 的 不 仅 仅 是 艾 滋 病
曾 奇 峰
我是一家心理医院的医生。一天下午，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性走入我的诊室，说要跟我谈一谈他的问题。在得到我郑重承诺，决不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之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工作勤奋，深受领导赏识，职位不断提升，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部门的行政一把手，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一年以前，一位高中的同学到我工作的城市来看我，两人十几年未见，一见自然要煮酒畅谈了。酒是在一家集餐饮、娱乐于一身的娱乐城喝的，两个人喝了近两瓶五粮液，都喝得烂醉如泥。其后的事只能模模糊糊记得，洗桑拿、叫小姐，胡天胡地至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在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头痛欲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对前一天晚上荒唐的悔恨。那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也许那种事情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了，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一般的宴请我都不会参加，更不谈什么色情活动了。再说，我结婚十几年，夫妻感情很好，有一个女儿，我很爱她们，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做出什么对不起她们的事情来。酒真是乱性啊！
过了几天，悔恨的感觉慢慢好些了，另外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记得那天晚上使用了安全套的，但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说安全套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网上另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内容我几乎全都看了，越看越害怕，越怕还越想看。我现在都成了艾滋病的专家了。那件事情以后一个月，我鼓足勇气，专程去另外一个省的省城，做了艾滋病的检查，用的是假名。去别的城市和用假名，当然是怕别人发现了。检查的结果是阴性，但丝毫没有减轻我对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我老是想，会不会是化验单拿错了？或者化验的人不服责任，随便写了一个结果？再或者那个医院的水平太差，有艾滋病也检查不出来？总之是不相信我没有患艾滋病这个结果。
说实话，我也并不是怕死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什么的，了不起就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在家躺着，让老婆孩子照顾我，让单位的人关心我，心安理得。关键是艾滋病很特别，事关一个人的品行、前途和声誉。我死了无所谓，一了百了，但我的妻子和女儿怎样面对他人的议论和歧视？还有，我如果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她们怎么办？我妻子还年轻，经常会有需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我那方面不行，而是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她。所以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尽可能找一些事，使自己总是在她已经睡着了以后再上床。躲不可能完全躲过，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虽然妻子已上了节育环，但我还是坚持每次房事都用安全套，还编了一套安全套有益健康之类的鬼话骗她，她很信任我，也没怎么怀疑。一年来，我是整天提心吊胆，上厕所，要用卫生纸把坐式马桶边包起来上；从来没用过脸盆，总是直接在水龙头处接水洗；碗筷总是偷偷地用开水消毒；等等。生活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想，干脆向妻子坦白了算了，但实在鼓不起勇气，无法预料她会是什么反应。再说，即使她原谅了我，就能减轻我的恐惧吗？
工作上也不顺利。由于成天焦虑不安，上班做事完全没有精神。记忆力减退，经常丢三拉四。有时候自己吓唬自己，想象单位的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准备找我谈话，我该怎么应付，是坦白交待还是全部否认，一直想到自己心跳加快、大汗淋漓。最近一些老同志要退休，我很可能再被提半级。但一个做过那种事的人该被提拔吗？即使他们因为不知道我做的那种事提拔了我，我内心也会忐忑不安的。
有了这些问题，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想知道自己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照书上说的标准，我觉得我患了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疑病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这就是我目前的状况，该说的我都给你说了，希望你给我保密，也希望你能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
我听完他的叙述，又问了他几个相关问题，就建议他做系统的心理治疗。他问药物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说药物也许可以缓解焦虑症状，但不能消除他认为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和恐惧，更不能解决导致这一系列症状的性格上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便同意做心理治疗。我们约定，每周谈一次，一次五十分钟，总共谈三十次。
在前七、八次谈话中，我要他谈小时候的经历，他不太愿意谈，他说，我这些事，与小时候有什么关系？我五、六岁的时候，别说什么找小姐，连艾滋病都还没出现呢。要是现在象过去一样，没有艾滋病这鬼玩意儿，我哪会象现在这个样子？我说，那不一定，即使没有艾滋病，你也会把其它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梅毒、淋病、麻风病、尖锐湿疣等等，哪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愧对妻儿、斯文扫地？这些病与艾滋病唯一不同的就是会导致死亡，但死亡的威胁在你的问题中也许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小时候经历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你在做了那种事情以后，会怀疑自己患了某种疾病。他沉思良久，最后同意了我的说法。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无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对他很严厉，在他印象中，好像很少看到父亲笑。父亲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真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父亲甚至对他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学习，动物不会。对这句话在现在看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学习仅仅指学习课本上的那些东西；另一种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学习。他那个时候的理解，肯定是狭义的，所以并不正确。除了学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被父亲认为是浪费光阴、虚度年华。有时候他跟小朋友一起玩，玩的时间稍长一点，父亲就会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考试因为粗心被扣了分、说了脏话、与别的小朋友打架等等，那批评就更加严厉了。父亲似乎没打过他，但那些批评有时实在是比挨打更令他难受。母亲则对他一味娇纵。他的感觉是，他提任何要求，母亲都会设法满足他。
从第九次谈话开始，我试着对他的症状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我问他，你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吗？他说，这还用问，我都后悔死了。我又问，在你的标准中，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轻一些，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一些？他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才说，轻一些的有，小偷小摸，打架骂人，等等。重的有，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等等。我接着问，你那个错误，该受什么惩罚呢？他说，如果被警察抓着了，大约会被罚款，或者拘留。我说，你没被警察抓着，是不是就不会受惩罚了？他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些问题，就相当于惩罚？我说，不是惩罚那是什么？
经过反复的解释，他终于明白，是他头脑里的“警察”不同意他的做法，便采取了让他产生精神症状的方式来惩罚他。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从小跟他的严厉的父亲打交道所学会的原则。后来他又问我，这个惩罚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说你估计呢。他说，就算要坐一年牢，那也该刑满释放了，我这一年，真是比坐牢还难受，如果坐一年牢可以没有那些问题，我宁愿坐一年牢。
我告诉他，有这些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以后继续做那样的事，虽然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但总还是有可能的，你的恐惧感，恰好可以阻止你再做那些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护了你的生命和前途。他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即使做那种事情有快乐，但痛苦更大，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做了。
我继续解释说，你的那位同学也做了那样的事情，但他的恐惧比较少，那你比他多的恐惧就可能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引起的了。我估计，你内心深处已经有一个恐惧的基调，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把隐藏的恐惧激活了，所以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叠加之后的、难以忍受的恐惧。他说，我怎么没感受到那种恐惧的基调？我说，比如在你跟单位领导打交道时，你感受到了恐惧吗？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猜得对，我对我们单位几位不苟言笑的领导有一些恐惧感，总担心做错了什么事，被他们批评。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又是一个小头，管着那么几十个人，还说我怕谁，那是我完全不能承认的，我只能承认我尊重他们。你说穿了我自己都回避的心思，我心里就明白了，反而觉得不那么怕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最起码可以让我工作得轻松一些。
到第十五次谈话，他的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想法还是没有减少。我开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我问，你说你跟妻子关系很好，但有没有吵架的时候？他说，当然有，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处理与双方长辈的关系上有一些意见分歧，二是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一些冲突，有几次吵得很厉害，我甚至想过离婚，但没有说，我知道那是底线，不到万不得已，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