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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1941 年12 月8 日，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随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国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结力一体（在国际上正式有了名份）。但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却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有任何松动与缓和的趋势，其紧张程度反而愈演愈烈。为配合太平洋战争，日军更急于坐稳“屁股”，企图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华北则更要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达此目的，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就变得更急迫了。日军在对国民党继续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其政策的重心仍在华北，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起着主要作用的广大区域。日军以前解决华北问题主要是力解决“稳定”、“治安”等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决华北问题则主要是要确保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于是，日军在华北“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短时间内反复。交替的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位一体的“总体战”也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困难的一面。中共中央于12 月17 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为恐慌”，这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一面。指示同时又指出，“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敌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为此，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在“扫荡”与反“扫荡”中，有很多精彩的事例。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件：“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这样的例子很多，冀南军区在1941 年的夏季问就导演了一幕这样的“活剧”。南宫西边50 多里处有一个较大的镇子——娄子镇，1939 年日军在这里建立据点后，经常外出袭扰，对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危害很大。经过细致的研究，陈再道决定智取娄子镇。陈再道从冀南军区7 旅19 团中挑选了15 个战士组成奋勇队，化装成挑水、扫地的人员，随着内线人员进入了娄子镇内。奋勇队员进入日军驻扎的院子里后，抽出短枪，冲进日军的休息室内，向正在睡觉的日军猛烈射击。战斗只进行了十分钟，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在
日军施放毒气后，奋勇队员才迅速撤离战场。
33。 夹缝中的生存艺术
把“没有规律”作为规律刘伯承在1942 年2 月日军“扫荡”太岳、太行两区后，写下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虽然文章题为“经验教训”，但刘伯承在文章开篇中就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干部同志对于敌人‘扫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生动的技术与战术，而不是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写的是“经验教训”，又不想“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为此刘伯承收集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后各个部门的大量报告材料，针对“扫荡”中日军深入侦察，细心研究，而且在“扫荡”中采用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的现象，写下了这篇内容丰富、对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文章首先从分析敌情特点入手。2 月3 日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 路进攻大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一路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台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日军的奔袭扑空后，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将其总结为“反复奔袭抗战首脑机关”。刘伯承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军在两次奔袭失败后，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牲畜，烧杀抢掠，对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又将其概括为“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并认为，“其目的在。。造成无人区，以使抗战自趋没落，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刘伯承还根据日军的行动，概括出了日军使用的战术，认为“必须着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来，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们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刘伯承将日军所用战术分为7 个方面。1。 捕捉奇袭。就是对于活动的目标进行突然的袭击。这次日军春季“扫荡”，就是采用奇袭的手段突然分三路进攻太行军区的第二、三、四军分区，为达成奇袭的突然性，“敌利用黑暗天气与隐蔽队形”，“马穿麻鞋，人不作声”，于拂晓发动进攻。2。 铁环合围。刘伯承认为虽然它是“捕捉奇袭的另一种”，但它是“主要的法则，布置较为周密，企图把我军聚而消灭之”。为防止八路军被围之部队突漏出走，则在其纵深的要路上屯兵伏击或追击。如八路军“在确知敌人发觉时，还不机动转入，则必受到损害”。3。 纵横“扫荡”。也被很多八路军将领称为“梳篦战术”。日军在对太行第二军分区“扫荡”的阵势变换中，开始是由南向北纵梳了两次，继则由东向西横梳了两次，最后则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东横梳了一次。4。 辗转“驻剿”。就是屠杀并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办法。其方法通常是合击或驱逐八路军之后，布成三角阵势，辗转“驻剿”，“我军民的资材，特别是兵工资材，因此而损失奇重。” 5。 反转攻击。也就是苫米地惯用的“拖刀计”。这次春季反“扫荡”中，有一个排在西宽村，只看见前面有敌人，而不知道后面沟内是敌人设的圈套，
糊里糊涂钻入圈套去了。6。 布成三角阵势。这是敌人机动的基本阵势。这种布势方法实际上是从几何学中受到的启发。从几何学来看，日军从几个屯兵据点向一个假想的中心目标合击时，如构成三角形阵势，则其边长最短，即可以以同样的兵力排列成最为密集的队形。同时，三角形阵势还便于向各方运动，便于进行包围。7。 夜行晓袭。夜行，为的是便于隐蔽接近；晓袭，为的是便于发扬优越火器与空军威力。实际上，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日军已经被迫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了。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进行了极宫哲理的总结。刘伯承在“主动权的取得就要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小节中指出，“敌人‘扫荡’开始，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隐匿己方的真实行止。布阵方面，则要先知敌“意”、敌“备”。也就是要了解敌人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才易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刘伯承通过研究还发现打破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利用八路军行动中的规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规律”，以无规律对有规律。但刘泊承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规律”，绝不是杂乱无章、盲目行动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则，进入更高层次的规律之中，或者说进入到艺术境界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则需“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曲折行进。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不仅如此，刘伯承还要在反“扫荡”中抓住敌人的规律，打敌弱点，在日军“扫荡”阵势错乱之际进行袭击，使主动权从最后胜利中显示出来。3 月1 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在撤退中阵势混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刘伯承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优击撤退的日军。3 月2 日，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在伏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抛下200 多具尸体后，狡猾逃窜，伏击部队一部乘胜追击，对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至此，反“扫荡”胜利结束。
刘、邓一东一西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谱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在战争年代，不管刘、邓是分是合，是聚是散，刘、邓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谁，不论在哪里，发出电报的署名永远都是“刘邓”。在太行山敌后抗战最艰苦的1942 年就发生过一件感人至深、让经历过的人都深受感动的事情。1942 年春季反“扫荡”后，刘、邓深感这一年将会是抗战以来最艰苦的一年，为了加强对各个区的领导，129 师决定邓小平率772 团一部至太岳区领导对敌斗争，刘伯承仍留在太行山领导工作。3 月中旬，刘伯承将邓小平送上路后，又嘱咐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接送邓政委后，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情况。3 月19 日晚上，他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天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由于日军对铁路沿线的警戒很严密，刘伯承放心不下，就对两位值班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值班并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两个参谋无论如何不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看他们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 你们先睡一会，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刘伯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于是，从晚上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凌晨，一直到陈赓发来电报，告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叫醒了两位值班参谋。5 月，日军发动了夏季“扫荡”，即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 “第一期驻晋日军总攻击”指1942 年的春季“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总体计划中又称其为“晋冀豫边肃正作战（C 号作战）”。这时邓小平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身在太行的刘伯承虽然自己身边也危机四伏，仍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不时地向陈赓发电询问。3 月底他收到陈赓的回信，说日军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