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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战机把握战机是刘、邓指挥作战的一大特点。由于日军在白晋路沿线突然增兵，使刘、邓的白晋路破袭计划暂时搁置。4 月11 日，白晋路沿线的壶关城日军增加到了4000 人；城南的秦庄又发现有200 余日军；还经常发现有日军的飞机在平顺、陵川一带飞来飞去。在铁路沿线，日军也加强了警戒。4 月18 日，八路军的一封敌情通报电报中又指出：“敌为防我破路，常在铁轨设听音机，顺声音用警犬侦察，嗅出埋设炸药所在，立即派小部队追击我破路人员。”根据这些情况，刘、邓当即决定把破袭作战时间暂向后推。同时，命令新1 旅“不时向犯陵川敌人之右侧背袭击，求得与敌保持接触”，以此把日军的注意力从白晋路转到陵川方向。而当日军将兵力南调，转去进攻高平、晋城，在白晋线北段，只有日军第36 师团一部担任守备任务时，刘邓决心抓住日军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发起白晋路破袭作战。进一步侦察，发现日军确实“集中长治一带扫荡，同时赶修铁路”。一个南，一个北，态势有利，时机成熟，5 月初，刘、邓开始部署破袭作战，各部队的作战任务是：师特务团配合地方游击队，破击东观至来远段；385 旅、平汉纵队主力与边区纵队1 、3 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386 旅及决死1 纵队破击权店至柳村段。万事俱备，只待破路。
斩断魔爪5 月5 日，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白晋路破袭战役正式开始，在白晋路北段200 里的铁路线上，129 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在各路出击部队中，陈锡联指挥的385 旅打得非常出色。385 旅承担的作战任务是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为此，385 旅将来远作为本次攻击的重点。战前，陈锡联带领团、营干部化装侦察了南关的敌情，勘察了地形，决定变更作战计划，将攻击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这是因为，南关与来远相比较，南关的位置更加重要。南关位于白圭至沁县的中间，地处武乡、祁县、平遥3 县交界的峡谷里，是白晋线北段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存有大量炸药等军用物资。南关四周山峦环抱，铁路就从南关镇南北穿过。日军非常重视南关镇，在此驻有一个200 余人的加强中队，另有伪军200 余人，并在镇口筑有两座坚固的碉堡，镇内沿街的房屋也经过了改造，设有大量的火力点。南关易守难攻。陈锡联却认为，南关虽然易守难攻，但如果突破这一点，等于把白晋铁路北段拦腰切断，将有利于整个破击战的进行，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将南关破坏，由于其位置的险要，也必然会使再修复的过程极其复杂和漫长。基于此，陈锡联调整了原来的部署，将385 旅攻击的重点由来远转到了南关。陈锡联把攻打南关的任务交给了769 团。769 团团长郑国仲根据南关镇易守难攻的特点，制定了“腹地开花”和内外结合的战法。战斗发起前，769 团3 营在内线接应下潜入镇内。3 营在夜色掩护下一直进入到镇内大街上才被敌人发觉。3 营先敌开火，向日伪军勇猛地发起了冲击，与敌展开了巷战。这时，城外的2 营在1 营的掩护下也由碉堡夹道中冲入镇内，与3 营会合攻克了日军司令部。郑国仲令工兵利用缴获的炸药炸毁了镇口那两座碉堡。第二天早晨，战斗胜利结束，日军中队长以下200 余人被歼。由于南关被我占领，刘、邓迅速指挥参战军民展开全面破路。扒、挖、搬、抬、烧，转眼间，日军伸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魔爪——白晋铁路，就被严重摧毁了。事后，刘伯承称赞385 旅“在战术上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那就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这一部队在这次作战中有几件切合时机的英勇的机动：一就是把战役的突击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二就是在战斗中第769 团自动扩大南关战果，第13 团敏捷增援来沙堰友邻，击败敌人出援部队”。在385 旅攻击南关镇时，129 师派了一名干部陪同摄影记者徐肖冰，将作战实况拍摄成了电影。这是129 师第一次拍摄战斗实况电影。可惜的是，这部影片在后来的作战中不慎遗失了。很多老干部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遗憾。白晋大捷之后，朱、彭发来了嘉奖电：
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全体将士戮力用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配合晋南友军，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捷报传来，无比欣慰，特电嘉勉。望激励全体指战员同志，继续努力，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之光荣传统，彻底粉碎敌寇对我晋东南之扫荡。刘伯承在战役结束后，写下了《对大破击白晋铁路的战术总结》一文。他写道：敌人在我们空舍清野，破路拆堡以配合游击战的条件下，如出动扫荡军队过大，则辎重笨重行动困难；如过小，就有被我消灭的危险。所以在伸出几路进行合击时，每路少则一个中队，多则一个大队，因其携带弹药粮食有限，故只能行动3 、5 日就要收回，在沿公路的据点内进行补充。为了捕捉我游击队和政权机关，又避免被我消灭起见，他们的行动只能闪烁无定，或者去而复还，或者此进彼退，或者先出后收，或者先头挺进、后头搜剿，或者内中开火、外面合击。刘伯承的这篇文章，对于指导根据地的交通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白晋战役结束后，129 师进行了整编。全师除原有的385 旅、386 旅外，增加了新编第1 旅，第4 旅、第7 旅至第11 旅等7 个旅，师特务团改为第34 团。至此，全师共有9 个旅另1 个团。此外，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和政权建设。
对症下药日军1940 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中这样写道：自去年第二期以来，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及至第三期，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另外，由于交通运输断绝，严重影响华北建设。因而整顿交通运输，尤其是开通内河航路，对肃正建设的促进，治安地区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治安工作，要求将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模范区”，与铁路、水路等沿线的“延长治安区”连结贯通，逐步扩大治安区域。从此，华北交通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此之前，交通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华北的正面抗战结束后，刘、邓率领129 师就已开始了对交通线的破袭斗争。1938 年5 月13 日夜，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策应徐向前在冀南展开抗日斗争，刘伯承调动石家庄至邯郸铁路两旁的部队和民众，对平汉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完全靠手工操作，毁坏铁路2800 米，烧掉全部枕木，搬走全部铁轨，砍电线杆400 余根，烧毁车站两处，使平汉路中断了3 天。破袭战后，刘伯承写出了《平汉路总破击的经验教训》一文。他写道：“我们对于敌人主要运输线平汉和正太两铁路的零星破坏和总破坏，拆路、断桥、塞洞、翻车、袭车、消灭部队，劫毁辎重，总不下一百回。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总是没有整理，确实是埋没了好些成绩，无从发挥，可惜！可惜！”字里行间无不表露出刘伯承对交通斗争的深沉思索和热切的期望。此后，从1938 年6 月16 日至1939 年1 月1 日，129 师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又进行了12 次总破击。1939 年8 月17 日至9 月22 日，陈赓指挥386 旅在道清路作战时，对道清路共进行了6 次破击。这里统计的只是较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各种小规模的破击战则是不计其数。1940 年后，日军要依靠铁路，公路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展开在交通线上的斗争就显得日益激烈、复杂。于是，交通斗争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旋律。
22。 箭在弦上
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 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 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 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 年任参谋本部次长。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 年9 月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当1935 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 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的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但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根据地逐渐萎缩。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问，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车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大战迫在眉睫“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转悠的泥腿子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泽东的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力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兵力去茶陵抢报纸。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