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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山河呼啸 作者:傅建文-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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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盗挡簧岬乩肴ァU庖荒辏冻苫滥杲�25 岁,他是129 师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深受师、旅领导的喜爱。常常能够在战斗中当机立断,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刘伯承只要知道是叶成焕在前线,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刘伯承也会把心放下来。叶成焕是河南省光山县人,1930 年参加红军,任过通信员、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长、师政委,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不仅如此,他还勤于思考,善于临机处置。在黄崖底伏击战时,许多干部的意见是要早一点出击,但当时部队在高处,和敌人隔着一片开阔的河滩地。如果伏击脱离阵地,向下冲击,势必要遭到日军的严重杀伤。当时在第一线担任指挥的叶成焕根据眼前的情况,决定暂时不打,待在河滩上休息的日军开始撤走时,他才下令全团的轻重火器,居高临下的向日军猛烈扫射。这一仗,叶成焕的临机处置,受到了全师上下的一致好评。长乐村战斗前不久,师里正准备研究提升他担任386 旅的副旅长。战斗前,叶成焕患了肺病,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了,陈赓劝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却坚持要打了这仗再走,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晚,部队撤到了合壁村。陈赓自部队到了合壁村,就一直守在叶成焕的床前。叶成焕终因伤势过重,于长乐村战斗的次日凌晨1 时,停止了呼吸。在叶成焕遗体入殓之前,朱德从八路军总部赶到129 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为了悼念叶成焕和其他抗日阵亡将上,129 师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会
  场设在离师部不远的一个山岗上,灵堂正中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由772 团参谋长王波精心绘制的叶成焕的遗像。追悼会后,山上多了一座新坟。当地的群众为了纪念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的叶成焕,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每逢年节,都可以看到合壁的群众,来到这位抗日英雄的墓前祭扫。全国解放初期,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立,叶成焕的遗骨被迎往邯郸烈士陵园安葬。长乐村之战,歼灭了“九路围攻”日军中的重要一路,不仅打破了日军的围攻企图,同时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溃退,在半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不仅没有被日军剿灭,而且胜利地收复了和顺、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等18 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第五章冀南平原造“人山”
  15。 冀南剿匪
  陈再道惜别太行陈再道知道自己要去开辟新地区,是1937 年12 月初的一天。临去师部受领任务前,陈再道心里是有准备的。陈赓早就给他吹过风,要他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陈再道本不姓“陈”,而姓“程”。陈再道改姓完全是一场误会。那是1926 年的秋天,陈再道加入了农民协会。有一天,负责农民协会组织工作的王树声挥着手臂对农协会员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建农民义勇队,举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就到庙里去报名填表。”报名的人很多,陈再道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负责登记的人例行公事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年龄多大?”“17 岁。”问过这些后,又问了一些诸如住址、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陈再道都一一作答。让陈再道没想到的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程再道”被填写成了“陈再道”。后来,当陈再道发现当初名字写错了时,“陈再道”已经被大家叫开了,要更正还要写报告。为了省却这些麻烦,陈再道就将错就错,程再道也就变成了陈再道。这次接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离开129 师和386 旅,是陈再道抗战以来第二次产生“惜别的心情”。第一次是在129 师刚刚成立之初。改编之前,陈再道任红四军军长,改编后,红四军改编为385 旅,而陈再道却调到386 旅任副旅长。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改编时,我离开红四军,调到386 旅(原31 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红四军。这倒不是因为“官降三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缩编,军长当旅长、副旅长,师长当团长、副团长,团长当营长、副营长,甚至干部当战士,这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从我个人说,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官。我当战士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一点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和那条半截子的破枪换成新枪。当了干部后,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多打胜仗。更何况,许多勇敢聪明又很年轻的战友在我们前面不幸牺牲了。他们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尽管我一个军长当副旅长,但心里确实没有丝毫的计较,只是因为我和四军有深厚的感情。现在要离开四军了,真是舍不得,心里难过。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我想,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好受的。这次接受去冀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使陈再道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战友们去独立工作,在感情上确实有些依依不舍。到了师部后,陈再道见到了他的新搭档——李玉菁。李玉菁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熟悉情况的李玉菁一起工作,陈再道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在冀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想到这些,陈再道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幽默风趣的刘伯承在布置任务时也不改本性。刘伯承敲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陈再道回答道。刘伯承接着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给陈再道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刘伯承的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刘伯承并不仅仅停留在“完全有可能”的空洞的结论上,他还要拿出事实根据来告诉你确实“完全有可能”。刘伯承拿出一张图表来看了看后,说:“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 万至50 万的样子,可以分布在整个华北,但他的兵力不够分配,这是敌人致命的弱点。如果敌人进攻冀南,我们太行这边就可以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当然,从刘伯承和张浩的话里陈再道也能体会到开辟冀南复杂的一面,困难的一面。刘伯承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张浩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一边是“不要出大纰漏”,一边是“要非常慎重”,接受任务后的陈再道还是深感“任重道远”。当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和复杂。复杂主要表现在力量的复杂上。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并被日军占领,后因进攻武汉,冀南的日军大部南下,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日军在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后又撤走的城市,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和大量伪军,成立“剿匪皇协军”、警备旅等。这只是力量复杂的一部分。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地方官闻风而逃,整个冀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的各种武装,不管是土匪、游杂武装,还是会道门等,都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六离会、白极会、二夫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是力量复杂的另一部分。
  唯一共同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冀南地区的老百姓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冀南的老百姓如久旱望云,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解救他们,安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陈再道充分考虑了冀南军事斗争的复杂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除从769 团抽调了3 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随同前往外,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因为骑兵可以在平原地区大显身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陈再道到冀南后的抗日活动,正是从解决土匪问题开始的。
  剿匪录之一1938 年1 月15 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时,正值严寒隆冬。陈再道虽然出生在多丘陵、山地的麻城,但他对平原并不陌生。因为筑城于麻秋季节而得名的麻城南边就是长江北岸平原。平原本来是山里人的一个梦,但当陈再道率领部队到平原打游击时,平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陈再道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只见漠漠原野,茫茫苍穹,阡陌纵横,村镇棋布,不要说看不到崇山峻岭,峭壁深沟,连个土丘也没看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陈再道意识到: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东进纵队按计划是直奔冀南中心——南宫县城的,没想到半路上被巨鹿县的土匪问题给耽搁了。巨鹿县是冀南的一个门户。巨鹿城虽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点名气。秦始皇在位时,即置巨鹿郡,治所就在这个巨鹿县。公元前207 年项羽率领楚兵救赵,在这里大败秦军。在《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汉末巨鹿人张角以太平道组织黄巾军起义的描写。当陈再道率领纵队经过巨鹿县的魏家庄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巨鹿和任县的边界上正在打仗。打仗的不是在战场上激战正酣的中日两国军队,而是巨鹿县的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在打仗,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战斗。战斗在巨鹿与任县边界上20 多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双方打得十分激烈,难解难分。一方是惯匪刘磨头一伙。他们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他们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股。另一方是巨鹿县保安团。为首的是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他们既是巨鹿具的官方代表,又是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 年曾残酷地镇压过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六·七”事变后,他们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自己还会造手榴弹,又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团队。火并的原因很简单: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土匪刘磨头。日本人一来,国民党主力撤退了,保安团就显得势单力孤,刘磨头的力量则一下子由散兵游勇变成了人多势众,刘磨头早就扬言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要“打进巨鹿城过年”。土匪问题是陈再道开创冀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冀南当时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靠了日本人以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是冀南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了解,共有120 余股。因此,解决好巨鹿保安团和土匪的火并问题,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能不能解决好土匪问题是能否打开冀南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陈再道投入了全部精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才干。首先,陈再道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其中,一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实为土匪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封建势力,支持任何一方都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从巨
  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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