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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
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指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是不变的。”1937 年9 月6 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129 师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刘伯承任师长的129 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129 师下辖385 旅和386 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 军第10 师、第12 师改编为第385 旅的第769 团、第770 团；红31 军第91 师、第93 师改编为386 旅的第771 团、第772 团。陕北红军的第29 军、第30 军，独立第1 、2 、3 、4 团和第15 军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385 旅的770 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129 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9160 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 旅和386 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4 军和红25 军。我军历史上有3 个红4 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1 军和红15 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4 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1931 年1 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1 军与红15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台。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 军（军参谋长为徐向前）。红4 军下辖第10 、11 两个师。红25 军是1930 年10 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25 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扩编为386 旅的前身——红31 军的第73 师。1932 年5 月，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74 、75 师，又归属红25 军。1931 年11 月上旬，红4 军与红25 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6 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60 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3 次“围剿”。鄂豫皖的第4 次反“围剿”失败后，74 、75 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10 、11 、12 、73 师转至外线。1933 年6 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4 个师扩编为4 个军：以第10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 军（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军长王宏坤（后为129 师第385 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10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师长汪乃贵（后为129 师385 旅第769 团副团长，新编第10 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11 师，师长陈再道（后为129 师第386 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成焕（后为129 师第386 旅第772 团团长）；第12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师长张才千（后为129 师第385 旅第770 团团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以第11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 军。以第12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 军（原第12 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4 次反“围剿”中负伤，1932 年10 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129 师386 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129 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 年任129 帅第386 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任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 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
政治委员、司令员）。以第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 军（后改编为129 师第386 旅）。军长王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 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129 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字。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 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
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129 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倪志亮（曾担任73 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 年1 月，邓小平来到129 师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 年之久。
2。129 师暂不出动115 师、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按兵不动，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129 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 年7 月14 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 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7 月22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8 月22 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毕，即以115 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 月31 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 月3 日，120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115 师之后北上。4 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但129 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 年2 月就开始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 年2 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 年2 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 月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为此，在边区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1 万余人，余者遣散。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 个师，保留4 、5 万人。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