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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作者:吴蔚-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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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挘辉蕹杀浞ǎ次蘖ψ柚梗灾鲁商旖锌嗖坏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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