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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们把它当作题辞的不过是一篇简单的汇报，据我看来，我作为胥阿尔奖金得奖人的地位和我所担负的每年必须报告我在学习上的进步的义务，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我知道题辞就是它所指的个人的或团体的赞助关系的证明，因而它应当得到两造关系人的同意或者甚至经过他们协议决定；我没有想要擅自豁免这种礼节上的规则。另一方面，一个汇报的内容和形式必然是决定于那篇必须汇报的作品的；诸位先生，这就可以说明，关于那篇著作和写在著作前面的献文，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你们。
至于那本书本身，我不打算在这里替我所提出的主张进行辩护；我决不愿意以敌人的姿态或被告人的身分站在你们面前；我的信心，——我说什么呢？——我对于我发见的真理所怀抱的确信是攻不破的，并且我是尊敬你们的意见的，诸位先生，所以我将永远不直接来加以攻击。但是，如果我对于作为我们现今政治形势的基础的所有权提出一些闻所未闻的反论，我是否因此就是一个毫不妥协的革命者、一个秘密的阴谋家、一个社会的敌人呢？不，诸位先生；如果人们毫无保留地肯定我的那些学说，那么他们所能得出的一切结论和我自己从中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足以说明有一种天然的、不可让予的占有权和劳动权存在着；无产者应当准备享受这项权利，①正如殖民地的黑人在得到如今谁也不否认的自由权之前，应当准备过自由生活一样。这种对于无产者的教育工作在今天是托付给一切由于智慧和财富而具有势力的人们的一个使命，如果违背这个使命，他们迟早会被我们一致同意称之为无产者的野蛮人的洪流所淹没的。
①这里存在着实用政治学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论文中没有加以说明。在论文中，蒲鲁东是站在绝对权利的观点上的。——原编者
我是否要答复另一类的控告呢？人们把我对待那位我与他从来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的、由学院给我指定的监护人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举动。
我对德罗茨先生的态度是出于一种礼貌感。②在那些关于道德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会上，根据我的看法，应当作出的结论是宣告德罗茨先生关于道德学和经济学的著作是不可信的，这时，我能不能和这位可敬的著作家一起出席这些讨论会呢？我是否应当处于一种反对他的地位和可以说是一种永久不服从他的状态中呢？谁也不会比我更多地爱慕和钦佩德罗茨先生的才干；谁也不会比我更深切地敬重他的性格。可是这些思想感情恰好就是使我不能进行一种难办的并且对于我来说是太危险的争论的理由。
②在他给他的朋友贝尔格曼的一封信（1840年6月29日）中，蒲鲁东写道：“德罗茨神父从6月7日就已外出并且只能在我动身之后才回巴黎。这个人是善良的、诚实的，对我是十分仁爱的；但他的头脑之不科学，不合乎哲学，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不能互相了解。他对我失望；我看到这点，我知道这点，他也很清楚地使我理会到这一点：和一些永远不了解我的思想因而永远不会对我说公道话的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是太难受了。”——原编者
诸位先生，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我的哲学研究工作的次序给我规定的。这是将来的事实能够给你们证实的。我还要写出最后一篇关于所有权的论文；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我将立刻继续我的对于语言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学的研究工作。
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宗派；我没有给我做宣传工作，我没有盟友，没有同伙。①我从来没有组织宗派，即使人家给我护民官的职位，我也要拒绝接受，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愿意遭受奴役！我只有你们，诸位先生，我只对你们抱有希望，我只期望从你们那里得到爱护和稳固的名誉。我知道你们建议谴责你们称之为我的见解的意见，并拒绝承认与我的思想有任何联系。但我依然坚信，你们将来给我的赞扬，会和现在我使你们感到的恼怒一样多。你们最初的激动即将消失。对于一种物质上和经济上的还没有被觉察出来的真理的大胆说明使你们内心所产生的烦恼将平息下去，并且我确信，经过相当的时间和思考，你们的思想感情将清楚地了解你们现在所没有觉察到的、你们所攻击的、而我则加以保卫的主张。
①蒲鲁东在国会中的那段时期，的确很好地说明了他不能接受团体纪律的拘束到了怎样的程度，以及他的政治手腕是怎样的笨拙。1848年7月31日，当他提出他的关于减低房租、地租和债务的三分之一的法案时，投他的票的只有一个人。——原编者
诸位先生，我对你们的智慧和正义感怀着充分信任，是你们的最卑微的和最忠诚的得奖人。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40年8月3日于贝桑松
给贝桑松学院各位院士先生的信
诸位先生，当你们在最近的12月24日发出的公函到达我这里的时候，①我已准备好给你们团体的那位终身秘书写信，通知他我的关于所有权的著作不久就将再版的消息，并且决定趁此机会，以率直的态度给他陈明我全部的思想。所以，今天我能在你们面前说明我自己的情况，并向学院公开发表一些我原先决定只向它的那位尊严而忠实的负责人陈述的知心话，我是引以为快的。
①该学院用这封信请蒲鲁东在1841年1月15日到它那里去出席答复对于他的著作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他不能亲自出席，就须立即说明他的辩护方法。——原编者
人们对我的一切攻讦可以归纳为一点。我写了一本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篇对于所有权开战的宣言；我从其现有的基础上攻击了社会的秩序；我以一种少见的慎思熟虑和空前的愤激心情，否认了所有那些权力机关的合法性；我动摇了所有的生活；总之我是一个革命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时，并且也许是第一次，这一切完全是合乎道德的，其应得的赞扬应该多于谴责。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既然不应当得到任何公开发表的机会，人们就不致于不公正地说我具有反抗的自豪感，或者说我像做戏那样抱有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了我的思想而牺牲的人的愚蠢想法。所以请允许我以完全的自由和率直的态度来为我自己辩护。
是的，我攻击了所有权；但是，诸位先生，请你们用眼睛环顾一下你们的周围。请你们注意你们的议会议员、长官、哲学家、大臣、教授、政论家；请你们和我一起计算一下由于日常的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所有权所加的限制；请你们丈量一下那些已经造成的缺口；请你们估计一下今后社会还想要造成的缺口；请你们总括一下所有的学说中关于所有权所包含的相同内容；请你们问问自己，然后请你们告诉我，在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古老的所有权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你们觉察到我拥有这样多的同谋者的时候，你们将很快就觉得我的罪责是比较轻的了。
大家所欢迎的并且有人认为效力还不够迅速的公用征收法是什么呢？一种彰明昭著地侵犯所有权的行为。社会对于被剥夺财产的人是给与赔偿的，但社会是否会把传统的联想、诗意的美景和伴随着财产的家庭自豪感归还给他呢？拿伯和桑－叔西的磨坊主，会对法国的法律，像对我们的国王的任性举动那样提出抗议：“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他们会叫喊说，“我们不愿把它出卖。”在古人中间，个人的拒绝曾经限制过国家的权力；罗马法曾屈服于公民的固执，并且有一个皇帝——康莫德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为了尊重一些拒绝出让的权利而放弃了把公民广场向外扩展的计划。人在他亲手造成的那些物件上留下他的痕迹，盖上他自己的性格和意志的戳记！人的这种塑造力，像现代的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就是盖在物件上的并使这物件成为神圣的戳记。可是，当一个行政委员会认为，应当宣告公共利益需要这个物件时，那么所有权就必须屈从于公众的意志。
有人会说，在这里，只有一种反而可以证实那个原理的例外，并且给那个权利带来了有利的证据。很好；可是我们将从一个例外转到另一个例外，再从这另一个转到第三个，这样下去，从例外到例外，直到我们把那条规则变成一个纯粹抽象的观念为止。
诸位先生，你们以为赞成倒换公债的草案的人在法国有多少呢？我敢说，除了公债持有人之外，全都赞成。可是，这个所谓倒换是一次大规模的没收，并且这次是没有任何赔偿的。过户的公债是真正的不动产；所有人十分安全地依靠着这种不动产的息金；他的权利就是借用款项的政府按照约定利率偿付公债息金直至公债持有人要求偿还债款时为止的那个默示的保证。谁可以强迫这个公债持有人不用他的金钱去买进房屋或土地而宁愿存放给国家呢？所以当你们强迫资本家忍受息金的减低时，你们就使他完全丧失被减少的数额，并且由于这个措施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同样有利的投资对他来说就成为不可能了，因此你们就贬低了他的财产的价值。
人们有了为公共利益而剥夺公民的权力，但是还不满足，还要为了私人利益而去剥夺公民。各方面都在请求修改关于抵押的法律；为了债务人自己的利益和各种债权的利益，人们要求一种可以使不动产的没收过程变得和商业上的签发拒绝偿付证明书同样迅速、同样简便、同样有效的诉讼程序。可是，诸位先生，你们是否知道抵押制度的这种转变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是使地产货币化，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就是把它们放在皮包里；甚至把人的最后一点对于家庭、民族、祖国的思想情感从他心中连根拔除使他的个性愈来愈孤独，使他对身外的一切愈来愈无动于衷，愈来愈专心注意唯一的爱好、即对于金钱和钞票的爱好。
当然，这并不是我所主张的废除所有权的说法。
我们那些在办公室中为了工厂童工的法律忙碌着的议会议员在最近几天里做了些什么呢？诸位先生，他们正在进行反对所有权的阴谋。因为他们的规章很可能防止工厂主使一个童工每天从事若干小时以上的劳动，但是这个规章既没有强制工厂主增加童工的工资，也没有强制他增加童工的父亲的工资。今天，为了卫生的关系，人们减少了穷人的生活费。明天就必须用最低工资来保障他们。但是，规定最低工资，就是强制所有人，就是强制工厂主把工人当作伙友而加以雇用，这就干涉了工业自由并使互助保险成为有强制性的。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人们就停留不住了。渐渐地，政府将做起工厂主、委托商和零售商来了；唯有它可以拥有财产。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国家的大臣们这样害怕去触动工资问题呢？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愿去过问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纠纷呢？这是因为他们懂得所有权是多么碰不得的和多么有嫉妒心的，并且因为在把它当作一切文明的要素时，他们知道插手其间就等于是动摇社会的基础。
并且，诸位先生，必然会使权力机关参预其事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不是我的空想！现在，对立法权力机关所要求的就不再仅仅是规定各工厂的厂规，而且要求它自己去开办工厂。你们曾否听到千百万人从各方面发出来的要求建立劳动组织，开办国营工厂的呼声？整个工人阶级激动起来了；他们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代表。如今，为了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利，为了维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平衡，为了协调工厂主起见，人们提倡——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补救办法——单一的领导、唯一的工厂审查委员会、唯一的制造工厂，因为，诸位先生，这一切都是包含在国营工厂的观念中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给你们举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他到现在为止是所有权的一个热心的保卫者。①
①这里所说的是阿道夫·布朗基，参阅32页注①
所以，那位可尊敬的大学教授除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以外曾经建议：1．制止劳动者从乡村迁入城市。可是，如果要使乡下人留居在农村，就必须使他在那里的生活过得去；所以在那里就像对工业那样对农业进行改革，这个运动到哪里才有止境呢？2．对于每种职业，确定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按照确实的根据而变动的平均的工资单位。这就是说，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