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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正统儒者所否定，但在游民知识分子心中极易引起共鸣。他们不仅歆羡
游士们发迹变泰的际遇，更称许他们不讲是非原则的投机手段。可以说，游
民意识中的无是非观也有其历史渊源。
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是封建社会的零余者，是封建阶级的附庸，而不是
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更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固然他们有反社会的一
面，但他们不能提出新的社会理想，只能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滥施破坏，对长
年积累的社会财富与生产力竭力摧毁，因而他们只能延长封建社会。
至于游民中的腐败分子—流氓，则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往
往依靠偷盗、欺诈、赌博、拐卖、行骗、卖淫、欺压良善等不正当手段为生，
社会上种种阴暗、丑恶现象大都在他们之中滋生。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
贫富不均，但同时又向往发财致富，并且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们既可劫
富济贫，也会扰乱危害平民百姓，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
一家，但又往往内讧内斗不断、为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
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他们既不满意当
代最高统治者，又梦想辅佐圣明天子，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
禄绵长。在斗争中胜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封建统治者的走
狗。即使他们推翻了封建统治者，却马上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其上台后对
人民的压榨盘剥、压迫控制丝毫不亚於旧的统治者，甚至其手段更为残酷野
蛮。
前面说过通俗小说的产生与游民阶层密切相关。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包
含有浓厚的游民意识，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与通俗小说作者及其性质有
关。最初通俗小说的作者不是士大夫，而是游民知识分子、浪迹四方的江湖
人。江湖艺人在编写与演说通俗小说时必然渗透自己的意识与情绪，并将自
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另外，游民是脱离了生活常轨的人们，他们的经历
必然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他们与社会、人群的矛盾也更为尖锐，其生活道路
的起伏跌宕远过于在社会常轨中生活着的人们。因此，演说游民的故事更富
于戏剧性、传奇性，更能吸引听众，何况听众之中还有大批游民呢？因此，
一些通俗小说中表现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是必然的。这些颇能反映游民
意识的小说又对游民的生活与斗争发生强烈的影响，特别是人口膨胀、游民
日增的近三百年间，游民在这些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演
出了无数有声有色、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活剧。
生活文化
从两种文化谈起——《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前言》
有人听到把文化与饮食烹饪联系起来则不免要嗤之以鼻、付之一哂。他
们认为文化似乎只能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中漫游，只能在思辨中展开。的确，
饮食只能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但文化观念往往却是从人的基本需求引伸出来
的。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莽夫，还是思想深邃的
哲人都离不开吃饭，饮食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但问题远不仅在于此。进
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不再满足于食用自然形态的食物，而是要吃经过加工
的食品。这种“加工”本身便是一个创造过程。孙中山先生把烹调列入美术
（即艺术）范畴，表现出他的卓识。他说：“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
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而艺术是精
神文化中的重要方面。另外，饮食在中国文明中又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精
神文化许多方面都和饮食有关。大至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举凡哲学、
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从那里借用
概念、词汇，甚至从那里获得灵感，就连高雅的文学批评，不是也从饮食那
里借用了许多概念吗？如“滋味”、“味在酸咸之外”等等。
中国真是一个重视“吃”的国家，也许是地处温带，人口众多，觅食艰
难，饥饿时常威胁着人们，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吃。古人说，“民以食为天”，
“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于是，逢年过节、喜庆
吊唁、亲族聚会、好友相逢、送往迎来，乃至办一切有众人参加的事，似乎
都离不开吃。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各有名目的宴会，都是藉以联欢和解决吃的
问题的。孔老夫子把“信”、“粮”“兵”当作立国三要素，承认人没有饭
吃就会导致动乱。古人把能吃看作身体健康的标志，所以年迈的英雄辛弃疾
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叹。
至于老百姓，虽不懂得“屎溺中觅道”，但却也深知“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一点我们从大众语汇上也可看出，“吃”（或文言上
的“食”）是一个常用词，它常被涂上各种感情色彩。本世纪初人们把信仰
天主教叫作“吃洋教”，把当兵叫作“吃粮”。30 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中的
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地称作“吃了一只洋火腿”。40 年代抗战后方的重
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其他如被打了嘴巴叫“吃耳光”，被
冷落叫“吃闭门羹”，受到损失叫“吃亏”，费力叫“吃力”，把衣食有余
叫“吃着不尽”。文言一点的把不守信用叫“食言而肥”，承受祖宗余荫叫
“食德”等等。“吃”真是伟大，它可以无处不在，无往而不通。中国人在
“吃”上是集中了神经上的兴奋点的，人们为它欢乐，也为它悲哀。谈及美
味佳肴，无不眉眼莞尔，人称之“精神会餐”。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赶进
牛棚或收入囹圄的人们把它当成永恒的话题。面有菜色，腹内枵然，还要装
作“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君子”，真不知道灵魂要经历多少苦难！人性会
造成多么痛苦的分裂。这些都说明了“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它对我们
深层意识的影响。
我们的古圣先贤也是肯定“吃”的。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也就是说，人生有两大欲望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吃喝，一为情欲。吃
喝是为了生存，情欲的结果是延续后代。这个道理朴实简单，而又千真万确。
几十年讳言它们，可是它们的“效应”并未消失。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就是
明证。两“欲”在社会发展中是极重要的动力，在某些时期它们是社会变革
的杠杆。
前面说到文化观念往往是从人们的基本需求中引申出来的，那里说的文
化是指狭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用手和脑造出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称
之为文化。人类自产生以来，特别是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其本身两大欲望
的目的、行为和结果无不带有文化色彩，而且它们还以各种形式向狭义的文
化渗透。在中国文化中饮食欲渗透得更多一些，而西方文化则对情欲更重视
一些。基督教教义说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导致情欲的冲动，从而结合
为夫妇，成为人类的祖先。由此可知爱情与智慧一起来到人间。古希腊思想
家把爱情看成宇宙起源，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爱神爱若斯的名字就
象征着宇宙被分开的各个部分的动机、意向与结合，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的
种种事物都是因为他的干预和参与而产生的。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的《斐
德若篇》、《会饮篇》中把爱情看成是对美的本体的眷恋，把它看成是对现
实的哲学思考，因此爱也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手段。后来西方许多哲学家以
“爱”作为起点或支点来认识人生和世界。
这种以爱为起点的文化哲学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因为人的情欲本来就
是一种无底的深渊，它又是以延续种族为目的，而子嗣的产生正是以代替父
母为目的。现代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
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爱是悲伤的慰解：它是对抗
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经由被爱者作为媒体，爱狂烈地
追寻某种超越的事物，而当它发现并非如此时，它便感到失望。”（《生命
的悲剧意识》）这种追求的无限性和对目的要求的完美性，使得这种对人生
的追求富于诗意和带有悲剧色彩。
中国文化则注重从饮食角度实际地看待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认为生活
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饭，为它耗费的时间最多。至今，南方一些地方的老
年妇女几乎整天在侍弄饭菜。不仅“食前方丈”或钟鸣鼎食之家把吃饭看成
享受和乐趣，即使平常人的普通饭菜也会使食者欢欣鼓舞，并从中体会到无
穷的意味。诗人杜甫受到穷朋友王倚的款待时，兴奋地写道：“长安冬菇酸
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
似，令我手足轻欲旋。”（《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其实吃的只是泡菜（冬
菇）、奶酪（土酥）、猪肉（畜豪）之类，诗人从中汲取了生活的动力。（当
然也有友情在起作用）最后向朋友说：“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況深眷；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清代郑燮（板桥）在其家书中说：“天
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
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
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简单的饭食
竟被郑板桥写得如此富于情趣，如此近于人情，事实上这是他寒士生活的体
验。杜甫、郑燮都是注重写实的艺术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感受
很有代表性。
中国人都善于从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去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
也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是最美好的，最值得人们回忆和追求。为什么
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喝足之后才
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在《庄子》的《人间世》和《德充符》中都描写了
一些有残疾的畸人，他们都以能“餬口”于乱世而自满自足。庄子对这些人
也致以由衷的赞美。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但他的悲观并非
由于目标高远，可望而不可即。庄子尚且如此，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商
鞅、韩非、墨子等则更不待言，不管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的主张有多大分歧，
但他们的哲学出发点都是执着于现实人生。他们的追求、理想都不是幻想或
未来世界的完美，而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小康生活，因此在《论语》和《孟
子》中用那么多篇幅讨论饮食。饮食的欲望倒是比较容易满足的，特别是对
于个人来说，更是如此。粗鄙的如阿Q，困扰他的有那么多问题：“爱情”、
前途、尊严以及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够西方哲
人思考一辈子，可以终身苦苦追求。可是我们的阿Q 只要填饱肚子，在土谷
祠中美美睡上一觉，就什么都解决了，第二天照样“飘飘然”。这真是在证
明着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格言“惟食无忧”（《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我们不能说先民没有过痛苦的追求，屈原就感叹过“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也表示过：“吾今义和
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但这些只体现在少数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人身上。至于指导人们生活与思
想的哲人只紧密地关注着现实人生，教导人们以现实的微小满足为追求目
的。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簟食，
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见《论语》）孔子
或是表达自己的志趣，或是赞美其弟子颜回，都是在为人们作示范，教导人
们要“安贫乐道”，要“忧道不忧贫”。这个“道”是什么？后来许多理学
家把它解释为“穿衣吃饭”。因此这里不是在亵渎圣人，硬把他们拉来与阿 Q
作比，只是说明中国人民族性格中注重现实人生的一面，这是从追求温饱中
引伸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泽厚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乐感文化”，
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虽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饮食，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趋向定势，但并不
是说中国人对“男女”问题全无考虑，不过是思考方式与西方迥异。西方哲
人多是从男女感情的联系，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