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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行又婉转地表达了一番通常不便于表达的意思：如果能够证实小范佛里特已经阵亡，也可以让老范佛里特早一点死了心，早一点熬过最悲痛的日子。如果小范佛里特的确还活着，希望不要将他扣作人质，务必准许遣返。
呵！原来如此，这才是美方提出“特别名单”的主要目的。
完全可以理解，魏宁顿随即找到澳大利亚籍同行威尔弗雷德·贝却迪商量这件事。贝却迪是法国《人道报》驻远东记者，此时兼任着巴黎《今晚报》驻开城记者。两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认真对待，如果处理得好，或多或少会对艰难的停战谈判产生积极影响。于是便决定直接求见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代表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
魏宁顿和贝却迪都会说中国话。两位将军听了情况介绍，沉思片刻，便与两位记者一同议论起来。解方将军说，他们老是钉住我们要这几个人，我们早就觉得有点蹊跷，原来这几个人的来头果然不同寻常呵！邓华将军说，不管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既然他们这几个人的确是失踪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有责任寻找，找到了也跟所有战俘一视同仁，决不会虐待他们，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魏宁顿说，美军的士气越来越低，特别是空军，自从2月10日他们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少校战死以后，在美军的飞行部队里引起了一片恐慌，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还不得已发表特别声明，承认戴维斯的阵亡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国内也为这件事发生了公开争吵，共和党领袖勃里奇在参议院攻击杜鲁门政府，说目前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最为耻辱的战争”。正因为这样，军方很想把一些知名飞行员的失踪事件处理得尽量妥善一些。
贝却迪也转达了来自法新社的消息：戴维斯的妻子为丈夫的死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抗议，说她丈夫本来已经超过了战场服役期限，有了调离朝鲜的权利，当局却把他留下来送死。贝却迪还说，美国军方到现在还没有把小范佛里特的失踪公布于众，一旦公布出来，难免又会引起一场风波。
邓华将军明确表示：你们可以转告范佛里特将军，我们一定认真查找他的儿子，一有确切消息，立刻通报。解方将军也附议道：老范佛里特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他不让儿子在美国国内过太平日子，却跟他一同到朝鲜来打仗，不管怎么说，从他们父子的立场观点出发，倒是一种甘愿为自己国家尽忠献身的表现。作为军人，我敬崇这种精神。只要小范佛里特还活着，我们找到以后，会按照政策宽待他的，也决不会把他扣作人质，可以请老范佛里特尽管放心。
“特别名单”的故事（2）
而此时，美方提出的“特别名单”中的失踪人员，朝中方面实际上早已布置各战俘营进行查找。这一次美方通过记者打招呼，主要在于找小范佛里特的下落。为此目的，美方还提供了小范佛里特所驾驶飞机的型号，被击落的时间和地点。
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决定把这件事情转托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将军去办。
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将军兼任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职务。
小范佛里特驾驶的B…26型轰炸机被击落于物开里，位置在黄海道东南部，在沙里院至金川的铁路线中段，属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第三分部的防区。洪学智将军命令第三分部所属的各高射炮部队，尽快查找B…26型轰炸机的残骸和飞行员的下落。
物开里是美国空军进行“绞杀战”的一个重点封锁区，几乎天天有空袭，天天有对空作战，隔三差五都会有美军的各种飞机被击落，只是飞行员大多死亡，跳伞后被俘的只是极少数。有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油箱或弹仓，凌空爆炸，机体的残骸碎片会像殒石雨一般四散飘落，覆盖面有时可达几十公里方圆，飞行人员来不及跳伞，往往也被炸成齑粉。在荒山野林间，怎么能找到这样的齑粉？至于这个地区所擒获的美国飞行员，都已及时转运后方，其中并无B…26型轰炸机的驾驶员。
物开里的志愿军防空部队连续找了许多天，最终一无所获，只得如实向洪学智将军复命。洪学智将军把寻找小范佛里特的经过用电话告诉了解方将军，解方将军又向邓华将军作了禀报。邓、解二将军叹口气，只好表示遗憾。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人，都不留情面。
魏宁顿和贝却迪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向美联社记者转告了志愿军寻找小范佛里特的经过，并用自己的人格作担保：朝中方面的领导人决不是胸襟偏狭的人，绝对没有说谎，绝对不可能发生将小范佛里特扣作人质的事情。贝却迪还向美国同行透露了一条暂时没有公开宣传的消息：毛泽东的儿子已经阵亡于朝鲜，并将遗体也安葬在朝鲜。他又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先后有五个儿子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有三个儿子阵亡于前线。他还说：范佛里特父子参加的是一场侵略性的战争，儿子丧命，当父亲的有责任，应该反躬自省才对，不该想不开。
从此，美方谈判代表再也没有纠缠过小范佛里特的事。
后来，又是通过“无冕之王”得到信息反馈：范佛里特将军确信儿子已经阵亡，为此非常伤心；同时，他在私下对中共方面为他查找儿子下落的事颇有赞佩之意，认为中共军队讲究战争道德。（摘自边震遐著《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俘》）
二十八年后的邂逅重逢
1979年春，我陪同86岁高龄的著名女教育家、全国人大代表吴贻芳博土到美国七个城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飞机上吴老问我，此行有何想法，我说：“世界上真的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这不，我从小到大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抗美援朝洗涤了我脑海中的污泥浊水，一扫过去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代之而来的则是美帝国主义的霸道和美军战败后的狼狈形象。没想到，30年后的今天，我又陪你以朋友的身分出访美国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次，我在纽约白罗克仑博物馆里，竟然与一个我在朝鲜审讯过的俘虏詹姆斯·柏特纳邂逅重逢。那天正逢该馆每月一次群众性聚会。就在相互交流，共祝友情的热烈气氛中，我遇到一位身材略胖，年龄与我相仿的高个子男人，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还是他先问了我的来历，听完我的回答，他猛靠近一步，与我热烈握手，我感到愕然。他激动而又肯定地说：“你是刘女土。还记得吧？在朝鲜志愿军战俘营里，你曾以战胜者的身份与我这个‘联合国军’战俘相处过。圣诞节时，你发给我的礼物——红底上写着白色‘和平’两字的小别针，至今我还保存在家里哩！”他又说：“记得吗？我叫詹姆斯·柏特纳。”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就唤起了我的记忆。
唐朝诗人刘长卿诗云：“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那是1951年春季，詹姆斯随着大批“联合国军”战俘，被押送到我兵团部所在地。接触后得知他是美陆战一师的一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一枪没放，就在一次小小的战斗中当上了俘虏，而且是在我军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他22岁，高中文化，美国佛罗里达州人，从小信仰基督教。他很纳闷地说：“上战场前，随军牧师虔诚地为我们做祈祷，还特意拍拍我的肩膀说：‘詹姆斯，放心去吧，上帝与你同在，我每天为你祷告’。”他的话为我提供了：美军如何在前沿阵地鼓舞官兵士气的课题。进一步审讯，又发现詹姆斯因为偷汽车犯罪，自愿到朝鲜战场一年以抵刑期。他还说：“我不知道战火这么厉害，只知道报上登的东方女人长得漂亮，朝鲜的苹果又大又甜。”这又为我提供了：美军在侵朝战争中如何招兵买马，补充兵源的另一个课题。于是决定将他多留两天，以便继续审讯。两天以后；准备将他随大队后送，突然，一名志愿军战士前来报告说：“有个高个子俘虏昨晚没去背粮。”经了解，原来詹姆斯真的有病发烧。我找军医为他诊治服药，同时将情况报告领导，批准他当晚乘车后送，免于步行。下午，我走过战俘班，看到一个志愿军小战士，正在用食指刮詹姆斯的大鼻子逗着玩。我悄悄对小战士说：“刮鼻子也是侮辱人格，与我军宽俘政策相违背，以后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没想到，看病、乘车、刮鼻子三件区区小事，竟给詹姆斯上了一堂志愿军的正义与人道主义教育课。不久，我从后方俘虏营处得知，詹姆斯正在逐步转变。他把战俘生活写信告诉家人。他还在墙报上检讨自己一开始与志愿军的敌对态度，他写道：“在这里我没有被当作是俘虏，而是当作朋友。给予我这种启蒙教育的，是最早审讯过我的一位中国女军人。”（本文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24军政治部英语翻译刘禄曾教师的一个小故事）
彼得·F·罗利的传奇故事（1）
这是一则为中、英两国人民在半个世纪中不断传诵的真实故事。几十年来，它先后在朝鲜战地、中国和英国激起过澎湃的感情浪花，被人们视作中、英两国人民间极具传奇色彩的美谈。这则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中一名英军士兵和一名志愿军医生之间，从中人们可感触到的是人类的道德良知和崇高心灵。要说清这个动人的故事，必须追溯往事。
1951年初，英国派赴朝鲜作战的第29旅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该旅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和第8坦克团直属中队被全歼，我军击毁并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与汽车240辆，一批英军做了俘虏，其中包括年仅19岁的新兵彼得·F·罗利。大约在4月底、5月初罗利同其他战俘被辗转送到了志愿军昌城第一战俘营。就在这时罗利患了典型的大叶性肺炎，而且进入晚期，高烧灼人，呼吸局促，情况非常危急。
当时第一战俘营初建，条件还相当艰苦，医药十分匮乏。临诊的医生黄远在诊治中眼见罗利已到生死边缘，十分动情。他一面抚慰病人，一面急速跑回卫生所同所长钱华紧急研究治疗措施。“看来，用磺胺恐怕难挽救他的生命，不用青霉素不行！”黄远说。说了这话后，黄远又自忖：“青霉素全所仅有10瓶，如全用了，万一志愿军再有紧急病号将怎么办呀！”所长钱华也有些踌躇。但商量后，两人还是做出决定，赶快回去请示团长。团长张芝荪听了情况，不假思索地说：“上级早有指示，要千方百计停止死亡嘛，救人要紧！”他还说：“我们对俘虏执行宽待政策，绝不能见死不救，这是事关革命人道主义的大问题。”团长的指示这般明确，卫生所长和黄远的思想豁然开朗，原有顾虑当即冰释。10瓶青霉素被投入抢救工作，罗利转危为安得救了。
然而差不多就在上述故事发生的同时，英国军方却导演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使得罗利的双亲一时陷入悲痛欲绝的境地，其女友——现在的夫人芙妮达则哭红了双眼，寝食不安。原来事出蹊跷，英国军方误将罗利编入阵亡名单后，又急匆匆向罗利家中发了“阵亡通知书”。该项通知还说将给家属发放一笔抚恤金！ 幸好事隔没有多久，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登载的一篇报道却传来了惊人消息：彼得·罗利被列入被俘者的名单。罗利家人看到这篇报道后，又是喜，又是惊，便迅即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质询，英国政府出于无奈，只得向《工人日报》查问，并威胁该报说，如报道无据将要判该报停业！
在这种情况下，英共迅即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拍报，请予及早澄清核实。于是志愿军俘管处所辖的昌城第一战俘营便发生了医生黄远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一件事，黄远写道：“一天上午，用过早餐后，我正在门诊部接诊，团部的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是团长有请。我只得中断接诊，与他同去团部。去后，看到团长旁坐着四五个陌生人，原来他们是由军委派遣专程前来核实罗利情况的。团长示意我坐下后，为我作了介绍并说明了原委，要我如实详细谈谈有关罗利被抢救脱险的情况。谈完后，团长又以异乎寻常的严肃口气对我说：‘人是救活了，可对英共交代啦，但此后却必须保证罗利的安全，这可马虎不得！’”“团长的意思我理解，罗利的病情一定得负责监护好，否则会引起外交麻烦。但俘虏几千，他住在队里我如何监护呢？因此，我提出叫他与我住在一起，以便随时监护治疗。团长当即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