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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这些工具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大有应用前途。事实上，现在甚至提供了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构成基础的一般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的明确目的是为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提供最抽象、普遍和系统化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的结果如何，只能通过长期的把这一框架置于进一步的经验确认之科学检验之下才能加以判断。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讲，它可以用作在社会科学中可能发生的理论掺杂（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的模型，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为不可避免的概念框架的进一步进展提供一个焦点，而这一概念框架的进展迟早将成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第一章讨论科学的本质时提到，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相比，“常识”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指出了自然科学影响和改变“常识”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的方式。或许正是由于“常识”涉及的是社会现象，才使它显示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精确且真实的陈述。如果谁想弄明白“常识”有多真，那他所要考虑的就是许多被公认为“人类本性”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正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缺陷，而社会科学至今的确还不能近乎自然科学那样去影响“常识”。尽管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较老练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近年来已渗入我们全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之中。也许随着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社会科学对“常识”公认的影响的增强，有一种至少还未形成的观点将会进入“常识”之中，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比“常识”优越。无论社会科学在实际社会行为中的真正应用是多么少，仍然必须反对“常识”的信念，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专家。实际上，许多关于社会行为的“常识”是过时的社会理论，如现今社会大量充斥着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整套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证明是不充分的。由于要抵消许多“常识”的信念和观念所形成的惰性，社会科学的观念进展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的繁荣的。“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见第三章），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价值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里只择其我们曾讨论过的二种社会条件——都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职业系统，它不仅使一群专业社会科学家可以致力于社会研究，而且反过来需要大量的社会技术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这是社会科学进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们曾经指出，“工业理性化”运动有赖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赖于机器技术的改善。我们的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在讨论科学的社会后果时我们看到，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的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过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其它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经历过的社会工程。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
社会科学的社会组织，总的来讲也与自然科学的情形类似。社会科学家也在大学、学院、工业和政府机构进行研究活动，虽然在工业界，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少。职业社会科学象（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tists）只是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与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科学工作成为专业职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只是“业余爱好者”的课题。下列数字（摘自：《国家科学人员名册》［National
Roster of Scientific Personnel］）大致显示了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
人类学 683
经济学 7，349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 2，742
心理学 6， 985
社会学 2，729
控制着社会科学家的行为的文化价值，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对自然科学家很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样；与较大的“自由”教会的价值有同样的重叠，也与比如我们称之为科学财产的“公有性”价值有同样的分歧。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恐怕不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家的某些价值，比方说情感中性价值；即使认识到，这种价值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很强烈，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技术不够强大，以致于不可能像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自然科学那高度发达的概念框架的一个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学研究以一定结构方式进行，按照这种结构方式，能消除错误和纠正对科学规范的偏离。
在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的公众评价上，情况有点比自然科学家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从诺斯和哈特关于公众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家所列等级是高的，他们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处于职业声望等级的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明显的同自然科学家的平等关系，这种在民意测验中表现的普遍尊重，似乎并不存在于美国公众的所有部分。在诺斯和哈特的民意测验中，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等级之所以高，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以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科学家职业地位类似于一般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令人钦羡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群体所表达的对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涵盖了广泛范围的赞成与反对。因为这些群体可以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略微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某些这样的群体，对于我们将是有益的。
首先，在自然科学、教育以及把社会科学的地位安排得比较低的公共事务中，存在着一群有影响、有声望的人。例如，1946年就把社会科学包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议举行了国会听证会（Congressional
hearings）至少从这次听证会上的言行一定可以推论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人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在那天表达出来了，社会科学也就没有被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里。这一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观点，社会学家乔治·A·伦德伯格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了如下总结：“（1）人类及其行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像基础的，‘纯’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它；因而，社会科学属于非描述范畴（a
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说。（2）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其它科学而广泛变化，于是企图在同一组织中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是不明智的，因为（a）担心丧失其它科学的名誉；（b）能胜任指导其它科学的研究的人，不能裁决什么才构成正确的或人们希望的社会研究。（3）社会研究尤其面临陷入成为压力群体之牺牲品的危险，或面临被政府本身收买的危险。最后，（4）我们毕竟能通过过去与现代的圣哲们的历史性声明而获得社会问题的答案；然而要传播这些箴言并唤起社会对此的道德支持，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如认为“常识”要比科学好，稍后我们将考虑其它反对意见，现在先专门就这些意见作一说明。
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中也有一些市场和影响力。虽然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人想些什么的直接证据，但可以通过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布朗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听证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去推断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布朗在他那措辞有力而富有色彩的建议中指出，他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比起学术群体来更像一般公众的态度，他说，“除我之外，我想所有其他的人都自认为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确信我不是，但我想所有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赋予的特殊权利，去决定其他人应该干什么。一般的美国人都不希望专家围绕着他们，窥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并替他们决定应该怎样生活。如果下列印象在国会流行，即要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立法，以便成立某种组织，以保证许多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侵入人们的个人事务和私生活，并调查询问是否爱他们的妻子或者不爱之类的问题，那么我敢说你们不会想让你们的立法通过”。以后我们还将谈及国会议员布朗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似乎向已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惯例提出挑战的问题。
虽然一些很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持否定态度，但仍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并非如此。据《幸福》杂志的抽样调查，有证据表明，希望政府既支持自然科学也支持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家事实上占多数，在回答“你认为社会科学是否应享受联邦研究基金？”这一问题时，百分之八十一的大学自然科学家，百分之八十三政府自然科学家和百分之七十六工业自然科学家回答说“是”。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最近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由于他不仅在自然科学家方面而且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公众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因而更具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康南特只是最近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支持社会科学。他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通过应用这一方法，有才能的社会研究学者能为那些在与一系列人类关系问题作斗争的实际工作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帮助，这是我的一个信念”。最后，看看J·赫胥黎，一位自然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前景所表达的最乐观的看法，他说，“我们不必为社会科学的未来担忧，它会从目前的幼稚期经历类似的阶段走向成熟。到那时，从事社会科学这一职业的人，无论是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将同现在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一样多；它将解决其关于新方法的主要问题，它所获得的成果将改变整个智力环境。正像中世纪的庸医（barber－surgeon，兼外科医生与牙医的理发匠）已让位于今日在科学上训练有素的医学人士，今天那些基本上是业余的政治家与管理者（amateur
politician and administrator）必将由新型的受过专业化科学训练的职业人士来替代。生活将会逆社会科学背景而继续下去。”
这些不同的态度，显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既不是截然分明，又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广泛支持。目前仍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把社会科学的声望位置看得较低，并反对扩大社会科学的范围。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不仅在现实可能性而且在现实必要性方面，正日益获得承认。
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划分为二类。一类对“纯”科学比较感兴趣；另一类主要致力于由第一类人发展起来的概念框架的实际应用。这二类科学家之间有很大重叠交叉之处，比两类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重叠交叉更普遍，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当人们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理论、什么是观点时，集中注意力于发展理论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正像自然科学所必然显示的那样，“纯”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之间的重叠交叉和相互渗透，必定彼此获益。比如，在态度研究（attitude
research）领域中，“纯”社会心理学与把这一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舆论抽样调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益的联系。
“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大学，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学术部门。对现代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小的有利条件，因为已经确立于大学之中，就不必再为进入大学而努力。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学是文化遗产的主要受托人和革新者（trustee
and innovator），大学的支持与控制将是社会科学成功进展的重要保证。通过与大学联姻，就要求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渴望并维持科学的价值与标准，但是，尽管社会科学比较强大，在大学的位置已不可动摇，但它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