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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标志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moral
performance），以区别于另一些社会活动。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刻划现代世界之特征（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些价值不仅在科学之中，而且在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之中实现自身。这是一组深深扎根于社会的道德偏好，它使得我们所知的科学之独一无二的高度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组我们必须比较强烈地维持的价值。当然，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正式经过整理的，所以我们这里给出的特殊的价值清单，只能是做为许多试图发现它们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然而，任何类似的价值清单大概都会与这个清单具有很大的重叠，尤其是当通过严密的分析仅仅消除了字面上的差异之时。无论如何，对于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的活动，这些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最终难以精确地按等级把它们描述出来。
我们必须谈到的关键的文化价值之一是合理性（rationality）价值，这一道德偏好与科学的意趣相合是显然的。现在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合理性的实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之中。所谓“合理性”价值，我们意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这种实践给予道德上、情感上、“建制化的”（如社会学家们所说）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是特殊的，它不同于一直是以前所有类型的社会的一种突出特征，即“传统主义”的文化价值。按照其自己的条件，这种价值赞成无论存在什么都接受，这只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这种价值不希望根据理性一致性和普遍性对现实存在的东西予以批判。现代人的“理性癖”（托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是首先将其他社会的习俗加以比较的人之一）致使现代人在各个方面诘问世界，分析所有仅仅是由于“习俗的支配”而流传到他这里的现象。现代世界人认为，理性规则比习俗和礼仪更重要。
与科学相比，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我们的社会的基础，尽管它当然是在科学之中得到最令人难忘的体现。例如，我们的经济活动只能以其现在的形式得到维持，这是因为这种价值在民众之中广为散播。经济领域行为的道德规范，也即是工业效率与所有事务中井然的秩序之合理性，是来自经济活动外部的标志。当我们赞扬“自由探索精神”时，我们指的是合理性价值的另一方面。那种精神主要是由专业群体，特别是由在这些群体之中的科学家们来发挥的，但是这种精神在所有社会群体中是一种文化理想。我们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问题并使“他自己”感到满足，这里我们指的是他的理性。的确，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这就是说，关于合理性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积极品质。它要求人力求合乎理性地认识并且通过一种连续不断的积极努力（而不只是在事件使他受到挫折或阻挠他的时候）来控制其所有的事物。在科学界本身，这种合理性的精神变成了一种建制化的处于自我完善阶段的无止境的探索，常常是提出新颖的和更普遍的假说。现在，在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我们的文化所赞成的积极合理性贯穿所有的领域。
当然，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这种积极合理性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中某些已经建立的习惯与活动相冲突，例如，与宗教的“神圣”信仰或者与古老的经济惯例相冲突。这些其他的活动抵抗着合理性的“进攻”，有时是激烈的，但在我们近来的历史中，更经常的是缓慢适应这种无节制探索之侵蚀性影响；当我们在后面讨论科学的社会影响时，我们将更加严密地考察这种对合理性之抵制的根源及其对科学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它所诘问并批评的某些事情之中存在着反攻和抵抗，但在整体上，一定强度的合理性价值始终是盛行的。尤其是它体现在科学的结构和影响之中，所以，积极合理性是伟大的物本论的来源，因而在现代世界中打下了烙印。
对于另一种现代世界之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术语，叫“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使这个术语具有某些我们在这里并不意指的并且因此将特别排除在外的涵义。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而不是在于像超自然拯救这样的其他世界的事物。这一价值也显然有利于科学的高度发展。与人们所说的中世纪的理性相反，近代理性主要是把理性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在我们关于近代科学之兴起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指出，这种日常的经验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派生于由加尔文主义的新教伦理所规定的对现世事物的积极兴趣，马克斯·韦伯对这种兴趣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然而到今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自主性的，几乎完全基于从更早的宗教兴趣的奇异派出物，以及基于其他发展的结果。或许，功利主义的这一部分来源在于特殊的宗教兴趣，这应该清楚地表明，功利主义价值并不一定是使人反感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没有同一性，某些反对功利主义价值的人坚持将二者等同。虽然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之一个可能的结果，但对于现世事物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关心也是可能的。这些理想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证据广泛分布在社会改革和社会自愿捐助制度之中。然而，在科学界本身，可以发现对于理想主义的功利主义之存在的最严格的证据。 当我们概述做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的科学的特定文化价值时，我们还将再次提及这一点。
我们的文化所赞成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仍然构成了与高水平科学活动之维持特别意趣相合的另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派生于并且依然最主要地表达在基督教的人在上帝那里是同胞的理想之中，它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一种奇特的意义。它意谓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们的价值。它意谓着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基于他在他的职业中——也就是在工业社会中，在他的“工作”中——成就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竞争任何职业职位，都可以在一个职业等级体系中竞争任何特定的地位。举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为例，任何具有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天资的人和渴望获取那个职位的人，都有同给予所有其他人一样大的社会权利来这样做。做为美国式的表达，普遍主义的价值就是无论种族、肤色或家教信仰，人都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而且，一旦一个人成了一名科学家，他就有权根据普遍主义的规范（它适用于所有具有这种职业和身份的人）受到所有的科学家同行和所有的同辈市民的对待。普遍主义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犹太人和黑人就不会被拒斥于科学或其他任何职业大门之外。而且就科学本身而论，也不存在“天主教的”科学、“犹太”科学和“德国人的”科学。在普遍主义价值得到最完全地实现的那部分现代世界中，普遍的科学兴旺发达。
另一项在现代世界（与在其他的社会相对照）中具有极大范围的文化价值，我们将称之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此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我们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它就像功利主义一样，部分地派生于清教主义神学，对于所有以我们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现代人以一种新出现在社会中的方式忌恨有组织的权威的支配。正是这种态度与科学最为意趣相合，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的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对于科学知识来说，正确性的规范也是个人主义的：这些规范不是被赋予在任何非正式的组织之中，而是在个人的良心之中，在那些仅仅是为此功能而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家们的判断之中。科学家们对于所谓的科学中的“计划”抱有一些怨恨，（当我们以后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将更充分地看到这一点，）这种怨恨来自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恐惧，即担心在科学的控制中，正式的有组织的权威将替代非正式的同行评价。
现代世界的最后一个文化价值似乎是重要的，这就是“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Progress”
and meliorism）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广泛散播的信念，即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所谓积极的合理性能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这种进步并不一定是一种单线的进化，但是它总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进化的，其中科学与理性知识都是积累的。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价值也在基督教的至善主义和清教的积极行动主义中有其根源。当然，对于“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的道德偏好与科学的基本动力是非常意趣相合的。尽管在特殊的情况下存在局部的阻碍和敌对，但是在总体上，现代社会对直接和间接地由科学进步所促进的无数创新一直是竭诚欢迎的。如果说生活在不稳定和变化（这是科学赋予社会的永恒特征）之中是艰难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有时竟是多么艰难，但我们仍然把科学做为一种“进步”和社会改善主义的动力而赞同之，这使得我们更加愿意维持这种状况，以变坏事为好事。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发现的价值，它们使得这个世界同科学是如此奇特地意趣相合。我们已经说过，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中得到了不同的实现，过一会儿我们还将谈谈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还将马上注意到，这种价值系统即使在实现得最充分的社会中，其构成也不是僵硬的。在所有社会中，对于所有文化价值总是存在着某种矛盾心理。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像合理性价值这样的事情以及对于科学本身，确实存在着矛盾心理。由于社会变迁之重要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产生的，所以即使是在做为社会核心的文化价值中缺乏刚性也是必要的。以后，我们将详细讨论社会对科学的某些矛盾心理，这些矛盾心理是与科学的社会后果相联系的。任何衡量这些社会的社会学模型，无论多么粗略，都必须是一个动态的模型。
除我们已经挑出来的文化价值之外，与其他社会相对照，在现代世界中还有某些社会条件对于高水平的科学活动特别有利，如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允许相当大的社会升迁的社会阶层体系以及允许多权威之自主性的政治体系。在讨论这些社会条件时，我们将构建一个模型，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充分实现，而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这些社会条件，或者像社会学家们称呼的社会结构，不仅与科学特别意趣相合，而且与所有的做为现代世界之特征的文化价值意趣相合。然而，这些社会条件不仅仅是那些价值的派生物。对于所有可能与它们意趣相合的事物来说，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有一些独立性。例如，按照文化价值行事的社会行动可能会摧毁社会结构，这就是纳粹所做的事情——依靠他们对情感性非理性之文化价值的信仰削弱他们的工业体系。当然，反之，一个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其文化价值也有影响。例如，在美国社会中，我们硬把“安全”做为“自由”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