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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
①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
页。① 赵冈，同上，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
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
（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
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
进口量在1925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
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
在20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
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
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
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
进口面粉，其总数的95％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
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①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
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1912到1949年，
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
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
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
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
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
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
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
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30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1913年的
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1875到1928年每年增长约2。6％。另外一
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1912到1931年每年增长1。1
％。②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
的。不过，以20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
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1930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
本上不变。①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1912至1949年间的
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
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
—197。9亿元，20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②他还证明，“在30年代，能
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说，不到20世纪10年代
和30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③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
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
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②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
①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③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
特点值得注意：
1。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
以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
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虽则有某种
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置在上
海；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
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
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1931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
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
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
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
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
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1933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
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总产值
（百万元）％
工人数
（千人）％
中国本土
中国人拥有1771。466。9783。272。8
外国人拥有497。418。8163。115。2
满洲376。714。3129。512。0
————
总计2645。5100。01075。8100。0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
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
计，在30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①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
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
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
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
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煤*棉纱棉布烟卷电力火柴
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中国外国
19137。093。0
191924。475。657434159
192321。178。9673350502377
192822。078。062384456
193316。783。371293961435737638911
193434。365。77129366442≠58≠455589≠11≠
*仅指“现代”煤矿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1935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
13I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
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第971页。
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
出比率。对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
10有所指示。（关于1933年，又见表3。）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
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
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
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
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
的60％，资本投入的58％。
4。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
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
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4。06亿元，平均166000元，或按现行
汇率计算约50000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或每
家工厂约200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202名。
5。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
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
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
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
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
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
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
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
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
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
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1931年，在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
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
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
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
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
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
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
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1933年已有100多万工厂工
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
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
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
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
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
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
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名，女工243435
名，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84767、187847
和29758。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
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
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12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
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
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
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
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
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
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反过来，
低工资的常规又因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而部分地证明是不可取的。①
或许只能是这样。中国工业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只要条约
口岸及其近郊周围的传统社会和穷困的农民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哪里能有
什么报酬好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也是较贵的）商品的市
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资部分很大，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是
技术落后的小工厂——所有这些与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收入中
只占很小的份额互相关联。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
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
2）或7％（表3）——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应引出这
样的结论，即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无关
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东西在数量上少，在1953—1957年期
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