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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孙子》揭示的知彼知己规律，要着重体会其朴素劾唯物论思想。
《孙子》说，“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使民众支持战争（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是指天时。“地”是指地利。“将”是指应具备“智、信、仁、勇、严”品质的指挥人员。“法”是指军队编制、将吏配备和后方补给。能深刻认识以上五个因素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要打败仗。
《孙子》又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所以，要分析研究双方条件，探索胜负的可能性。看哪一方的君主能得到人民拥护？哪一方将帅有才能？哪一方的军队能得到夭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事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指挥员赏罚严明？根据这些条件衡量对比，眈能判知谁胜谁负。《孙子》的“五事”、“七计”对兵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
《孙子》还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只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而不知道我们的部队不能扫，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但是不知道地形条件不利于打，胜利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懂得用兵的人，行动正确无误，措施变化无穷。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一般不会成问题，懂天时，识地利，胜利才可以确保。
从《孙子》的论述看，他总是主张客观全面地观察分析问题，反对主观性和片面性。《孙子》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方面，从有利的方面考虑，能坚定胜利信心。从有害的方面考虑，能消除意外的祸患。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队，都是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往往是先和敌人交战再去寻求胜利。
2000年以前，《孙子》就有这样的唯物比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大家知道，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子的“知彼知己”原则。并以辩证唯物论作了一系列的科学阐述，大大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毛泽东一再强调，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是用兵的要害所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违背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规律，随心所欲，无不碰得头破血流。
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学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基石之上，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强调调查研究，以及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战争的科学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反复体会。
朱德在讲到毛泽东的用兵方法时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甚么时间地点打甚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语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是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
我们在学习知彼知己的原则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这就是要有科学的老实态度。主观片面地观察分析问题，爱听顺耳之言，不听逆耳之言，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看上级脸色违心办事。结果只能是损害国家和党的利益，害人害己。
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诸如，双方人的因素：兵员多寡，士气高低，人心向背，质量强弱，指挥官特点；物的因素：武器优劣，装备轻重，编制大小，给养丰歉；以及天时、地利对各自的影响等等，皆瞭如指掌。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一切谋略无从谈起。
二、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知彼知己，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
目的在于谋取优势和主动，斗智特别是“智”在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孙武虽是朴素的唯物论者，但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断。例如：
《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造“势”的论述。这里所说的“势”，就是根据情况，趋利避害、机变灵活所造成的形势，即发挥主观能动性，陷敌于不利态势。
《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功之，以卒待之。”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人显示某种假象，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给予某些小利益，敌人就会被诱上当。以小利引诱敌人，以主力准备歼灭敌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能使敌人自动前来的，是设法利诱它：能使敌人不能前来的，是设法妨害它。所以敌人闲逸，要能使它疲劳；敌人粮足，要能使它挨饿；敌人安稳，要能使它移动。
《孙子》说的“形人而我无形”。即既要察明敌人情况，又要隐蔽我军形迹。
《孙子》曰：“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预见胜利要考察五个因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打，什么情况下不能打者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取不同战法者胜；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者胜；预有准备的军队对付无准备的敌人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予牵制者胜。这五项就是预见胜利的条件。
《孙子》所说的五个制胜因素，都涉及到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孙子》的斗智艺术，从他的《九地篇》的一段话中很可以看出：“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就是说：从前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军前后不能互相策应，主力和一部不能互相依仗，官兵之间不能互相救授，上下隔绝不能互相保障，士兵离散而不能集合，部队虽然集中而不能一致行动。情况对我有利就行动，对我不利就停止。请问：敌军众多而严整地即将向我进攻，应该怎样对付呢？回答是：先夺取其要害，敌人就会听我摆布了。用兵的诀窍，贵在行动迅速，乘敌人来不及设防，从他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其没有戒备的地方。
我军打的许多漂亮仗，当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但有不少地方，可从《孙子》兵法中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
《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固然是客观规律的反应，但无不与主观能动性相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没有谋略，也谈不上斗智。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车观、客观关系上，特别是关于“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论述，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的区别，重要的一条恰恰就在是否承认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力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趋利避害。这是军事谋略家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我者扬长避短，对敌者扬短抑长。一切扬长击短的计谋，皆在于把己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把敌方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到最小限度。长和短、利刷害、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利，变得有害。对我有害的变化也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害，变得有利。从双向对抗中看到和预测到敌我各种变化快慢，谋略家此时就要从利与害中做出最佳选择。若对我之不利的情况暂时不变的话，而敌人之有利的情况正在向不利转化，而且转化疾速，那么我之不利将从敌之有利变为不利的过程中得到补偿，甚至变为有利。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对敌，化有利为有害；对己，化有害为有利。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领。谋略家要善于把握这种要领，以取得斗智的最终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8—229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4 页。
第十三章困敌制胜，机智灵活
因故制胜，机智灵活是军事谋略的又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要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①“谱不可以尽奕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②着
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用谋
贵活，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正确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战争指导规律及谋略一般原则，是从战争的
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可以给人指出方向，但不可能囊括（穷尽）所有
的战争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只有和特殊性相结合，灵活运用，才有生命力。
战争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战争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双向结构系统。这种
对抗是双方的能动对抗，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两种互逆的主观能动性的剧
烈碰撞，它是一个“活的反应过程”。战争的能动对抗性，使战争的复杂性
之中增加了强烈的流动性。这正如宋代何去非所指出的：“法有定论，而兵
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
易矣。”①明代沈炼说，“用兵之法”，“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②。
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时必须考虑到敌方“活的反应”，
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
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
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
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
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③所以，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
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阶级、国家、集团之间、时间、地点、
条件又不一样。可谓敌异，战异；时异，战异；地异，战异。战争双方指挥
的斗智斗勇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争进程更加变化万千。战争进
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胜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总是离不开主观能动性。
古人的谋略思想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