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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作者:赵诚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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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台湾人,姑姑在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一方面认为影响孩子升学,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那些观点都是对的,他
  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点令他特别苦闷。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而国家的形势有什么变化,他却很关心。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受不了就自杀,他决不会干。他比较喜欢干实际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整天愁眉苦脸。那时候让他去扫地,他能面对现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理障碍。1968年到1969年,在工宣队进校前,他到水利馆扫地,要经过大礼堂,大礼堂两边两派打来打去,我们告诉他太危险,不要去了。他却跟我们说:‘唉,我现在一天不扫地,身上就不舒服。’他多次对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了,就是农民在工作,就是农民在养活我们。他非得去不可,觉得这是他的任务,应该完成。
  父亲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不计私仇,即使是整过他的人,他对他们个人也无介蒂。有一些人,帮助了他,他总记着人家的好处。为我弟弟二陶上学的事,刘冰帮了忙,父亲非常感激。他觉得不让上是人家执行上面的政策,让上是人家网开一面,只要人家为他做了事,他就不该忘记。‘文革’时有一个工人在路上碰见他,就逮住他大声地批判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忌恨这个人。他回来对我们说:‘只要他真的是那么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对的。’他就是这种人,不狭隘。所以,他在清华人缘比较好。
  九十寿诞上的发言(图)
  1988年,黄万里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在黄万里生命的最后时刻,子女们在他九十寿诞的庆祝会上,向来宾表示了他们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下录黄观鸿代表子女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母亲和黄万里先生的全体子女,对清华大学和水利系领导、全体老师、教职工、父亲的全体同事和学生表示深切的感谢。父亲在清华已工作了近五十年。清华大学是科技与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曾经为中国近代的学者包括父亲在内
  提供了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发表自己创见的讲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更能够在系里充分发表自己对治理黄河、长江及如何利用这些江河水利资源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我们更要感谢父亲生病十几年来学校和系里以及老师们、职工们对他身体康复所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谢谢大家。
  今天,在庆祝父亲九十周岁的大会上,我们——黄万里先生的亲属和子女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怀念父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众所周知,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对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就是他说真话的最好例子。在四人帮统治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看清了他们的面目和政治目的,只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但是父亲不同,平时在家里就常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他研究老子,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警告他在会上不能这样说,会引来大祸。但是他却回答:“这思想我已在会上交待过了。”当然后果是又遭一次特大的批判。
  从小我们就在家中受到关于诚实的教育,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了真话,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见解有正确的,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也可能失之偏颇,还有的可能是错的。但他只说真话的品格,他的诚信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看清真诚对社会的重要。其次是他踏踏实实工作,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193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很多大学请他任教授,竺可桢先生就请他到浙大任教。但他以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为己任,放弃了优厚的薪俸和工作条件,徒步考察长江诸源头。他念念不忘自己考取的是公费留学,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抗战时期他承建的水利和国防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多少钱,总算还清了人民的这笔债。上海解放后,他乘香港通往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并立即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带着全家到沈阳参加建设。我家祖籍浦东现属上海,祖父也是上海名人,但父亲从不留恋上海——中国金三角的舒适生活,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在四川、甘肃、东北等比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奔波。来到清华园以后,我们看到他仍是夏天挥汗如雨,甚至赤膊上阵,趴在桌上工作,冬天为了防寒,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棉袍,在书桌旁总要坐到午夜以后。我们睡了几觉醒来,仍能见到他在书桌旁的灯光。我们看惯了这件棕色的长袍,戏称他为“黄袍怪”。
  就是“文革”时期,所谓革命群众勒令他在系里扫地,他也认认真真地扫,从不自怨自艾。他认为扫地也是为大家做好事,说不上“斯文扫地”。武斗期间,我们怕他遇到危险,劝他不要去扫地了,但他不听,仍然每天去尽自己的职责。他还说:“现在我扫地扫惯了,一天不扫,我就觉得身上不舒服。” 家父人格魅力的第二特点是他只记恩惠、不计前嫌的善良。人家善待他,他永远记着,人家待他不善,他统统忘却。他老是说水利系同志对他如何好,他的善心使他永远是乐呵呵的。
  第三是他的古道热肠。对凡是要求他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还是我们小时在兰州的时候,他的一位老同学突然病故了,留下孤儿寡母共五人到兰州投奔他。我们还记得这位沈伯母在灯下哭诉的情景,他立刻为他们一家想了办法。他为沈伯母介绍了一户人家,让她带着最小的孩子住在那家当保姆,他把她的长子留在他任职的水利局一面当工人,一面参加技术培训,又把剩下的两个儿子介绍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办的工艺学校半工半读,后来他们都成为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就是在他重病之后,他仍然很热心地为其他人介绍大夫。
  最后一点,就是他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这是我们不可选择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对此永远怀着崇敬的感激之情。敬祝他生日快乐,永远保持他一颗纯洁的童心。
  最后,我们再一次对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职工以及各界的朋友、父亲的学生对他的支持帮助表示最深切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
  学贯中西,才华横溢
  广泛社会交往和干练行政才能(图)
  1997年,黄万里同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同事们同游北京植物园。
  精力旺盛的黄万里在甘肃任水利局长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甘肃“留美同学会”的聚会,扶轮社的活动。当时,扶轮社在兰州经常举办各种现代知识讲座,他有时也去主讲。他积极参与扶轮社的活动,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希望得到扶轮社的援助资金,帮助甘肃进行建设。1948年7月8日,扶轮社甘肃分会改选时,他被选为国际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为扶轮社的事,黄万里在“文革”中被反复审查。
  要管业务,还要管行政,黄万里很忙,应酬也很多。因为不想在行政事务上耗费过多时间,黄万里曾向省主席郭寄石乔提出辞去局长之职,专职做总工程师,但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接替他的人,一直未能如愿。尽管这样,黄万里对行政领导事务还是胜任的。各种工作上的人与事,他事先都有考虑,并不是一个不善管理的书呆子。有时因出差或开会积压的局务,一上班即着手处理。半个月的局务,往往一上午即可处理完毕。他只是希望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脱身,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专业工作。
  从1947年3月8日上任到1949年5月7日,黄万里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颇有华彩的阶段。在这里,黄万里独当一面,从运筹帷幄到具体的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员工,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仅是水利长才,而且是经营和行政的高手。遗憾的是,他早就显露的行政才能,在1949年以后连与之共事的人都不知晓,甚至他的孩子们也从未与闻。
  接待火箭专家,促成中美科学家大会
  有一次,笔者与黄二陶谈起他父亲,他说:“父亲经办过的一次外事活动。我太太的舅舅、美籍科学家袁绍文到中国来讲学,教授之间相互进行沟通,最后促成了中美科学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那次活动的前导——袁绍文来华的有关接待工作是我父亲操办的,时间大概是在1981年。袁绍文先生是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火箭的著名专家,是曾研制V—2导弹的德国人布劳恩带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是钱学森。据说为了得到布劳恩,美军打到德国时,曾派出五个装甲师采取行动。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来了,我太太的舅舅没回来,留在加利福尼亚。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开放,他就回来讲学。是谁邀请的?清华大学的张维邀请的,我当时还在国内,我太太已到美国,就由我出来迎接,我爸爸也去迎接了。然后到教育部,教育部的人问,清华的张维来没来?清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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