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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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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可就没这个觉悟。刘大爷的那一位以为是她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直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是不得了,直接跑去团部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对象王海素也十分坐蜡,面对气乎乎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

 

多年以后刘大爷才明白,当时,他们这些人是不可能被批准成家的。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难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30%的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不仅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还要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当时刘大爷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许考虑回家卖豆腐的事情;他还知道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至于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刘排长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紧急赴滑县作战,刘大爷终于能够借打仗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大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妹妹。

骑兵驻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象步兵一样集合。每当开拔令下达之后,通常是由各连队从各自驻地出发,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九个连加一个团部,一千二百匹战马、六七十辆大车,人马欢腾的,总是惹得老百姓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沿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或者是“四连二排!报告情况”……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政治处从主任副主任、到总支书记特派员以及股长干事们,个个都不好惹。他们笑嘻嘻的时候没啥事,但若是有谁军容不整、军纪不严,借了老乡针线忘记还、损坏东西没赔偿,那可就要倒霉了——刘大爷说,平时跟团长营长打打闹闹的人多了,可他就没见过有谁敢和政治处开玩笑。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前面,可走了三十多里地,刘大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一排早晨临出发时,寄住在附近的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部队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家都束手无措,一直到副连长王元力赶来才解决问题。

王元力在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缴获过鬼子军刀(参见前文),但在拼刺刀时他的脸部也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怕他的模样,泼辣的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侦察分队出去摸情况。侦察兵们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么,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三百来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象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根据地”瓦岗寨(就是当年程咬金的地盘),日军伪军来了他打、共军国军来了他也打,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就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遇上县大队,两边就打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老兵痞,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五六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越打心中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抓了二百多俘虏。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讨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两百枝步枪。骑兵团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么?”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这支游击武装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卫南县基干团,冀鲁豫独2旅4团, 8纵22旅64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178师532团,是参加和平解放成都的部队)。

刘大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想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蹲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是新四路:“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

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已经趁敌人防备松懈,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另一支“主攻部队”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在路边休息啃干粮了。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的少将,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对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汇报情况,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感动,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顽军。

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估计小王不会丢下老王不管的,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冯付集方向的援军出来。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三团并不集中宿营,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大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就干脆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其他连队负责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它的建筑全是民房,敌人到处乱跑,刘大爷他们就挨着屋子搜索。训练队的官兵穿的是便装,把武器丢掉以后还真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加上这里是国民党顽固派经营多年的老窝,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他们不敢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

明知道有敌人,却不晓得是哪一个,只好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先抓起来。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人。一帮人正忙活着,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观察脸蛋和身材”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大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骑兵们解决了战斗。各连清点战果,共缴获机枪12挺、长短枪600余支;伤亡方面,除况团长的警卫员牺牲外,三连也阵亡一个战士,另外还有十七人受伤。

刘大爷正忙着和指导员蔡修仁甄别俘虏,听见战士们讲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摔落下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骑兵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来这么远,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刘大爷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参战。可惜,王连长和高排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高奎先的死和贺娟子的离去带给“定亲干部”们很大打击,刘大爷当时的感觉是:自己一旦见到了那个妹妹,也许就会顾不上什么纪律立刻成亲了。

但是,组织上也显然考虑到了这种心理状态,立刻采取了措施。

骑兵团没有回到原驻地,先是驻扎在卫南,然后就转到滑县、封丘……刘大爷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赵村,也再没有见到过那个“妹妹”。这之后转战各地,战场越来越远,刘大爷也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直到1953年,他才意外得知那女孩竟然一直没有出嫁。

“妹妹”和老刘曾经订过婚约,这在农村是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不能结婚,但部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刘大爷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机会进行说明。于是,在村里,女方家长为了避免重蹈大女儿的尴尬,坚决禁止小女儿“越轨”;后来,解放区的地方组织又因为她是“军属”,更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保护”……这使得这位不幸的女子一直背负着莫须有的虚名、做着无望的等待。直到 53年刘大爷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己已经结婚的情况,这才使得这女子有可能得到解脱。

 

几十年过去了,刘大爷最终也不知道那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妻”的归属是什么样。

“当了一回陈世美,害人呵……”,记得说到此事时,刘大爷自嘲地笑了笑。在那笑容里,马甲隐约地看到了些许歉意。

可是,怎样才能真正表达出这其中的歉意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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