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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在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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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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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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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CharlieCheng）—陈占祥的英文名字，在“二战”时期的英国，为许多人熟知，在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还颇孚盛誉。
很长时间，国际上关注他的人，只能通过一本题为《解放之囚》的书（PrisonersofLiberation…FourYearsinaChinesemunistPrison），了解到他的点滴情况。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北京收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两位美国间谍写的。
书中，美国间谍李克（AdeleRickett）记述了1950年12月23日偶遇陈占祥的情景，他对这位充满活力、谈吐与举止非常西化的建筑师对共产党的狂热追求，以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深为不解——
12月23日，在一个结婚典礼上我见到了查理·陈。他是一位建筑师，还是政府的规划委员。他标准的牛津口音与一身脏兮兮的蓝色棉制服和破靴子完全不般配。他看上去十分友好并且乐于交谈，于是在婚典之后我就邀请他到北京俱乐部吃饭、喝酒。
那天晚上那儿有一个小型舞会。干了几杯马提尼酒，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俱乐部最好的山鸡宴之后，他就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人物，邀大使馆所有的女士们跳舞。在暖气充足的俱乐部里畅饮、跳舞，他们很快就觉得燥热。他把棉袄扔到一旁，露出几层法兰绒睡衣和羊毛内衣。
“规划委员会的宿舍比这儿要冷一些。”他咧着嘴笑道，“事实上，眼下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暖气。”
“那你怎能忍受？”我同情地问道，“我认为在那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
“哦，我们都习惯了，这比过去已经好多了。你要知道，我们真的要开展建设来改变现状了。解放前在南京的时候，我只能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画一些根本没有机会施工的草图。现在是我回国后头一次，能看到我画的图要变成真的了。”
“这仗要这么打下去，你觉得这房子还能接着盖吗？”
“你等着瞧吧。它们现在就把我忙得够呛啦。”他回答道。
我随后又尽力回到老话题，即出兵朝鲜，中国不过是在替俄国人火中取栗。
到这会儿，陈有些感到马提尼的酒劲了，他红着脸说：“我的朋友，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在那里。我已看着当兵的在中国横冲直撞三十多年了，上海解放时我是头一次看到军队开进一个地方，不损人家一棵庄稼，不拿人家一根木头。我不了解你的国际政见，但是我知道，当我们的政府说它是人民的政府的时候，我相信它并且支持它，因为只有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军队才会做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事情，而且还在这么做。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必须出兵朝鲜以保卫我们的国土时，我相信它。你尽管拿着你的俄国栗子说……”
他尴尬地看了一眼戴尔，突然不说话了。然后，跃起身来，带着夸张的礼貌深鞠一躬：“我可以请您跳下一曲舞吗？”
当中国的这些变化甚至影响到我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时，我开始感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我曾以为他们会绝对崇信我所代表的那种观念的。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浙江省奉化县。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在上海江湾五角场设计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上海市政府新楼，影响并决定了陈占祥对事业的选择。他在晚年回忆道，在这幢建筑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专。1938年8月，陈占祥由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书箱里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第一学年开学不久，陈占祥应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吉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的民间团体的邀请，作了生平第一次英语公开演讲，题为“中国抗战”，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
此后，他又陆续收到利物浦市的民众团体，如“圆桌会”（RoundTable）、扶轮社（Rotary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Crifs’AidtoChinaFund）等的邀请，作了同样题材的演讲。
但是，当时他并不能获得国内战争任何鼓舞人心的资料。他认识了《大公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萧乾，从他那里不断了解到中国战区的情况。同学中有几位英国共产党员，他们给了陈占祥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陈占祥才知道，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八路军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进行着真正有效的抗日战争。这使他无比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之后，他几乎所有的演讲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中发挥来的。
在8年旅英生涯中，陈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各国部队。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的那天上午，陈占祥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那特大新闻打断。他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罗斯凡那广场，融入欢庆的人群……
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演讲与讨论，使陈占祥的口才有了极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学们提名参加1942—1943学年度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获得成功，成为这家大学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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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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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结束5年建筑专业学习，就读于该校城市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决定将利物浦华侨经常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设计为“中国城”，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中国海员，并为华侨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944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对这项设计的详细介绍，称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陈占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美国合众社还发出了电讯。
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钥匙。他见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崇高敬意、并已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李约瑟告诉他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套用西方标准。又告诉他《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可以从这里找到研究线索。
这个假期，陈占祥在剑桥大学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他进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探索。
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NicolasPevsner）的指导下，陈占祥于1945年写成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著名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ArchitectureReview），以陈占祥的这篇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
陈占祥还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的秋季刊（TownPlanningReview；1945AutumnNo。UniversityofLiverpoolPress）。
在利物浦大学，陈占祥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贺尔福教授（Prof。Holford），是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术继承人。贺尔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专门为他在教堂地下室设立纪念碑。
贺尔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护这位中国学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生活，陈占祥经常参加贺尔福的家庭下午茶，与众多名家交流。他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本已娴熟的英语更加典雅。
贺尔福告诉他，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划法”（ZoningOrdinance）来实施，这些是都市计划的“施工手段”。于是，陈占祥在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之后，1944年底，争取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Universityof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门下，研究都市计划立法，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陈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主要议题为：一、青年在争取自由、改进世界中的责任；二、青年在战后之需要；三、国际青年合作组织。来自63个国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采用5种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还包括中文，体现了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尊重。
与会中国代表共25人，大多数为已毕业的留英学生。国、共两党均派代表出席。陈占祥名气大，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国共产党派出陈家康、刘宁一赴会。
在利物浦期间，在国民党领事的极力敦促下，陈占祥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他人生关坎上的一个变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尴尬的场景出现了。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追述道：
大会决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今后要继续开下去，因此要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中国方面只有一位常务理事的名额。
我父亲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国共双方，为争取自己的代表当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焦点是陈占祥当选还是陈家康当选。
他痛苦极了，冲上主席台，把话筒夺了过来，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了8年，今天终于胜利了，可我们还为这个名额而争吵。我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是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他！我看过《西行漫记》，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宣布放弃！”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回到宾馆的晚上，陈占祥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死亡威胁。
次日的酒会上，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看见陈占祥神情抑郁，便向前询问。陈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盘托出了。
这位苏联人闻罢当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应该在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两个席位。查理·陈不但要当选，而且是副主席！
会议结束，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作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陈占祥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
就在这时，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向陈占祥发出邀请，请其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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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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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占祥启程归国。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由于内战开始，陈占祥北上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此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担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编制上海都市计划，于1947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在沪期间，他还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以振兴中国建筑事业为宗旨，成立“五联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渔管处渔码头及冷库。
归国一年，亲眼目睹国民党腐败不堪，陈占祥深感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