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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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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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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谭垣、赵深、陈植6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些意见了。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物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周恩来的发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路线是犯了多次错误找到，在实践中证实的。建设的路线未完全找到，这些大建筑也是摸摸路线。在现在条件下多征求意见。党的领导就是集中大家意见。”“人大是个政治工厂，利用率一年一次就够本了。”
仅用10个月，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产儿”。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称赞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从此，人民大会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长久地牵动着人们的特殊情感，也许用作家冰心的这句话来概括最为准确：“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十大建筑”告竣之后，梁思成遭到赵冬日反诘。
《建筑学报》1959年第9、10合期发表赵冬日的署名文章《天安门广场》，有语云：
有少数同志受限于广场的封建格局，认为原天安门广场是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无上珍品，“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肯一动。例如天安门前的原东西三座门，正座在东西长安街的中央，它不仅阻碍着游行队伍的顺利进行，同时严重的影响交通，时时贻害行人，群众一致要求铲除掉这两个障碍物，但是这些同志强调这两个东西的文化艺术价值，强调它们与天安门之间恰到好处的比例，恐怕拆去了就会冲破固有的格局。皇城前卫的，壁垒森严的，压倒百姓的封建格局是必须冲破的。在1952年市人民代表会上一致决议，搬去了这两个拦路虎，大快人心。
……
在广场规模大小问题上，多数同志要求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广开思路，大胆的去考虑广大群众集体活动所要求的尺度；去正确认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去发展中国传统中的开朗的建筑布局；把广场建设得更雄伟，更开阔。但是有少数同志却恐怕把广场搞大了，“就太空旷了，成了沙漠，不合乎人的比例”。
关于广场上新建筑尺度的问题，有一些意见认为新建筑的尺度是不能超过天安门的。为什么人民时代的建筑不能超过帝王时代的宫门呢？尤其人民大会堂，从使用上就要求有高大的体形，其中万人礼堂和5000人的宴会厅都是寻常的尺度所不能解决的。当然从天安门今天的政治意义来看，它在广场上仍应保有相当的地位。也还有些意见认为就是因为广场搞得太大了，才不必要的把人民大会堂强撑到这样的尺度，这样提法和实际是有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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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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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筑艺术形式问题，有的意见是把世界上建筑艺术遗产和创作分成几份：曰中新，西新，中古，西古；凡属被认为是西古，中古或西新的便不应吸收；相反的有的意见认为这样便会忽视历史，固步自封，便会局限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问题上通过实践，逐步取得统一。广场的规模不但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需要，同是要和广场及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不分古、今、中、外，兼包并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