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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与传统城市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从而确定城市新的0点。后来，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主导思想。在晚年，陈干为使长安街能够按规划建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梁思成、陈占祥是反对像长安街这样沿大街盖大楼的建设模式的。“梁陈方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所畅想的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
时隔42年后——1993年1月，赵冬日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他的“新轴”方案，指出，目前天安门广场还未成为城市的“中心”，东西长安街也没有形成政治性与文化性中心，并且不是东西轴线：
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把东西长安街作为重点体现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突出新中国的“首都风貌”。而且一直根据这一主题，按大干线进行构思与规划，并作为首都的“东西轴线”与古都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但是从它完成部分的建设来看，在一条干线上，难于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性质。加之多年来长安街上的个体建筑也没有按规划实施。除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等个别地区外，从艺术角度要求，也不太理想。反之，如北京饭店东楼影响了古都风貌的完整。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
他的“新轴”方案是：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它被赵冬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陈干与梁思成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后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型或塔型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用“现代”式的。
接着，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共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用雕像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思成与陈占祥均力主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主体进行设计，但他们是少数派。陈占祥在晚年回忆道：
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的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对人民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它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便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的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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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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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思成、陈占祥、黄世华等的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得以通过，并明确了下述原则：
一、鉴于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碑文”中所述的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恩来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恩来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探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琼岛春荫”碑吗？根据这一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进行设计。
1951年夏，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3个门洞的大平台上。设计人员还提出碑的上端的几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并画出3种草图。
据高汉回忆，这个方案主要设计者是陈干，当时得到北京市领导的欣赏，展览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模型。
可这时，梁思成的一封信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认为这个方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具体指出，“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他还认为，这项设计在天安门广场内“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惟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陈干的设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就被梁思成否定了。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时，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发表不同意见的雅量。
在《文艺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梁思成就一病不起，这时，他还委托病弱的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那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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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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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搭架准备拆除的安定门城楼。（罗哲文摄）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