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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役是德国的胜利，俄国的灾难。有九万二千多人被俘。被杀和失踪的估计有三万人。第二集团军约有五百门炮被毁或被缴获。吉林斯基关心萨姆索诺夫的命运，命令连年坎普夫去找现已不存在的第二集团军的方位。但是连年坎普夫掉头就逃，因为获胜的第八集团军对他的部队集中了火力。在二周后的马祖里湖战役中，德军肃清了东普鲁士的所有俄军。
与德军伤亡一万人相比，连年坎普夫部队的伤亡共达十四万五千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损失感到歇斯底里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吉林斯基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打电报给大公，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据彼得格勒卫戍司令诺斯科夫说：“连年坎普夫……中断了他的进军，借以避免援助萨姆索诺夫。他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毛奇谨慎地选择公布胜利消息的时间，以抵消在马恩的败北。当消息发布后，兴登堡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狂欢国家里受崇拜的人物。真正应当享受这次胜利荣誉的霍夫曼却被忽视了，但曾推敲过霍夫曼的战略的鲁登道夫，却分享了一些赞誉。可是，霍夫曼的才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注意。他晋升为少将，继鲁登道夫任东线参谋长，但他继续对兴登堡不满。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霍夫曼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访问的人说：“这里是战斗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期间他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后他睡觉的地方。”
霍夫曼还领会到一个英雄名字的超凡魅力的价值。8月28日，鲁登道夫曾率众向一个叫弗勒格瑙的小村庄前进，他在萨姆索诺夫败北之前数小时，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发布命令。他和兴登堡认为这场战斗应当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命名。离此不到两英里是小村庄坦能堡。霍夫曼提议，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的了，因为这里是1401年战斗的现场，那时条顿骑士团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垮。坦能堡就是这样为人们所记忆的。
当毛奇通知鲁登道夫，从西线派出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正在来东线途中时，胜利已在眼前了。受到普里特维茨忧虑的影响，毛奇削弱了他的右翼，提供不必要的支持去对付俄国，这一决定给了协约国在马恩获胜以充分的力量。
5、加利波利战役
作者：杰克·雷恩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四十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著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目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把飞机定位包括在内，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