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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假的，陈云就说：“财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还有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谈过看法，陈云对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陈云批评时，耀邦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承认。看来陈云是憋了一肚子气，一吐为快。小平不愿意在这个场合下批评耀邦，也不愿意争论。他没有思想准备，不太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在改革的问题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他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我制止了。我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和耀邦在经济发展中的分歧在陈云批评他之前，在邓那里谈了一次话，说清楚了。我主张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张提前翻番。这是我们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我说耀邦这些讲话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胡木认为耀邦在１９８３年那个全面改革的讲话全文没有四个坚持。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陈云批评耀邦之后，胡木说：“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小平说：“你们商量一下吧。”我们定下来开一次会商量一下。事后我在书记处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过了两天，胡启立到我那里去说：“邓力群在新华社的一个会上把陈云批耀邦的话捅出去了。”我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会还没有开怎么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之后我去天津。家里来电话说：“各省打招呼会不开了。这是小平定的。”我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告诉我：“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我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我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也不懂。我也不认为乔木和邓力群（指当时邓力群）有非分之想。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的讲话憋了一肚子气。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我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就在陈云批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
陈云的确有一肚子气。我劝耀邦到陈云那里去谈一谈，他答应了，但没有去。
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小平为什么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国外也是乱猜测。小平对耀邦态度改变，有人说是受陈云的压力，有人说是受到挑拨。挑拨是有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力群不断打报告。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经济工作中的乱讲话，邓并不看重。邓了解他，他们的关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邓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来搞，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越来越失望。１９８１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中间邓让启立和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
第一次是让启立传的话：“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邓提出来的。反精神污染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
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
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的空气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气很大。作协选举，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的人全部落选。这样一来，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老同志对他们当然有意见。
１９８５年，小平让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
”“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我对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他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我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陆铿１９８５年和耀邦谈话我不知道。就在１９８５年７月，邓要石传话时，石、启立对我说：“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太不像样。陆把他说成开明派，挑拨离间。
耀邦没有批驳，而是迎合的态度。”１９８６年，从北戴河回来的一位老同志问我：“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这位老同志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小平还对这位老人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我观察到，从这时起，老人们对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后来我联想到，１９８６年４月，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这么理解的。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这种辞职的方式。
对后来耀邦辞职，我既没有投井下石，也没有为他说话。我知道，老人们已经定了，说也没有用。
事实上，１９８６年学潮发生后，邓在１２月３０日的谈话中指名批评胡耀邦，这个讲话当时就发到各地去了。
他已经无法工作了，只能辞职。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转向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我想，让别人搞就没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很不错了。
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来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对我和胡耀邦关系的传言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了解胡为什么下台；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问上确有分歧；三是耀邦下台是我接他的职务。
外电说，邓受到压力，在胡、赵两个人中，邓只好牺牲胡保赵。不是这么回事。邓不是受压力才让胡下台。
也不是胡让邓退休，邓才让胡下台。如果是这样，邓就没有伟大之处了。
邓每次对思想战线上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都是乔木、力群反映的。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思想战线是耀邦分管的。这当然使他被动。
邓了解胡。有一次邓向我介绍胡的长处之后，说胡不够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深，邓对胡很了解。
我和胡的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这个人的确有毛病。例如，经济工作上的分歧，在小平处已经定了，主要由财经小组和国务院管。１９８４年，他又以端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听汇报。汇报会上，他又下指标。他定的指标国务院不知道，但部里都来国务院要钱要物，说是耀邦定的指标。
总之，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经济发展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他还是搞宣传鼓动搞群众运动那一套。
附录二：再访赵紫阳
时间：1996年10月29日下午3点半到6点。
地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张广友得知我要访问赵紫阳，一定要同去。还是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引见并作陪。这次访问张广友说话太多，影响赵的讲话时间。
这次一开始是闲谈。老张问他看过《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着）没有，这本书要再版，您有什么意见。赵说，眼睛不好，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很少看东西，看东西也很粗。你的书我只是翻了一下。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他说，身体除了眼睛，都很好。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别的地方不能去。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看书少，看些闲杂书。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看不到了。信息也不灵。国事已经很淡了。不能说不关心，的确是淡了。对当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赵紫阳传》的作者赵蔚我不认识。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老张拿出香港出的《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问他看过没有，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
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写这封信，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因为领导制度问题我过去想过。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多少人赞成，不清楚。事情一过，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党内要有制度，还要遵守制度。《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好，就是没有执行。人治的特点太厉害了。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出来进去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党内生活不正常”。问题在没有制度。有制度就好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意思。信送上去后我没有再问，也没有回音。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尝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